普洱六大茶山和其他一些产茶区的少数民族，均以茶作主要经济来源和物与物相换的对象，所以几乎处处种茶，户户卖茶，马帮塞途，商旅云集。据考察，这一时期每年约有马帮五万匹于春秋二季来回于滇南、滇西及越南、缅甸、老挝等地运输茶叶，随着茶叶运输的繁忙，客栈、食馆、商店也应运而起，生意兴旺，第三产业在交通沿线发展起来。往来于思茅普洱地区的马帮运输有几条干线。

　　其一，由下关经顺宁(现：凤庆县)、临沧市云县、临沧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乡、双江县运输勐库茶、凤庆县茶至下关加工为沱茶，每年约有驮马4—6千匹驮运。其二，由蒙自向西至临安(建水)、石屏县，往南至城抵西双版纳。其三，以玉溪为起点，经石屏、元江、磨黑至普洱思茅。海关的设立也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运销。清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年6月21日)，清政府与法国在北京签订《中法商务专条》，其中第三条规定：“议定云南之思茅开为法越通商处所。”光绪二十三正月初三日(1897年2月4日)，英国又强迫清廷在北京订立《中缅条约附款十九条》，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将在思茅设立英国领事官驻扎。”，根据上述条款，1897年1月2日，法国在思茅建立了海关。1902年5月8日，英国在思茅建立海关。据海关统计，自民国元年巨民国十二年(1912－1923)经由思茅海关出口的红茶，价值白银110210两。

　　思茅普洱区在历史上的盐茶马道，是伴随着盐茶的生产、运输、销售而兴起的。据光绪《普洱府志》载，普洱茶早在唐代就已行销西番。其卷十九《食货志》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代时已开始有茶马市场，以茶易马。元代时茶叶已成为边疆各族人民相互交易的重要商品。到明朝时，谢肇制已经在《滇略》中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的记载。万历年间，在普洱已设官管理茶叶贸易。据考，历史上普洱茶运销量号称10万担以上，清顺治十八年(1661)，仅从普洱运销西藏的茶叶就有三万驮之多。

　　“清代中叶，清政府已在普洱府和思茅厅增设茶局，商人经营茶叶要向官方领取茶引”（即执照）。雍正七年，清政府在攸乐山设“攸乐同知”，统兵五百防守山寨，征收茶捐，当时每年约有马帮一千余驮运茶叶，然后转运普洱府加工精制。由于瘴疟流行，乾隆元年(1736)，清政府将攸乐同知移往思茅，改称思茅同知，从此思茅又成了普洱与西双版纳之间的茶叶中转站，思茅也因“普茶远销”而繁荣起来。从道光至光绪初年(1821－1876)，思茅城商旅云集，市场繁荣。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驮运茶、胶(紫胶)者络绎不绝，滇南商道已成为一条“茶叶商道”，印度、缅甸、暹罗(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各国，均有商人来往于西双版纳和思茅、普洱之间。这时期的普洱茶马道异常兴盛。清人檀萃《滇海虞衡志》中云：“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