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茅——“九州”的边缘

如今被命名为中国茶城的思茅区，在古代相对于中华大地来说，是名符其实的边地，是“九州”的边缘。中国最早的一部地理书《禹贡》说，先秦前全国统一划分为“九州”。并视各州土地管辖区域大小，分别向中央王朝“作贡”。当时包括云南在内的中国西南地区，便划在九州之一的梁州范围内。

云南在秦汉时期是被称为“西南夷”的不毛之地，而思茅更在“西南夷”的边缘。思茅实在是太边远了，远得在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后所修的“五尺道”也修不到这里。翻开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在唐朝以前，只有被“属西南夷”“属永昌郡”这样简单的文字一语概之。

据现代考古记载，在思茅这块土地上，三千多年前就有人类生息，那时先民们多半生活在澜沧江边的小橄榄坝、南垛、芒蚌、南帕河等被河流冲积的小盆地上。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树木葱茏，蔓藤盘根错节，不少珍禽都生活在这片亚热带丛林里。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用“绿海明珠”“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最适宜人居的地方”这种对现代人充满诱惑的词句来描述这块神奇的土地。卢梭曾说：“人类最早生活于气候温和、草木茂盛、土地肥沃的地区，这也是最晚产生国家的地方……”（《论语言的起源》）。也难怪，商周时期，思茅还是古原始部落领地。

 

思茅在史书上，有了行政属地称谓

西汉时，中央王朝进行了史上的第一次“西部开发”，在云南开创了边郡制度。边郡制度虽与内地统称为郡县，但统治政权的设置与中原内地不一致。在边郡，行政管理制度与军事指挥系统兼而有之，为巩固中央政权，常实施军事镇压，或剿抚兼施，刚柔并济。郡县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2000余年。于是，思茅从此在史书上有了行政属地称谓。西汉时的思茅属于和蛮部族的哀牢地，隶属益州郡。

益州郡是汉武帝征服西南各政权后，于公元前109年，兵发滇国，降服了滇王，建立的一个行政区域。古滇国的中心在滇池一带，那时古滇国的势力未必能触及到山高路险且人烟稀少的思茅这片土地上。况且在滇西南一带还有哀牢王，而思茅只是哀牢王领地的一块边缘地带。汉武帝允许滇王继续管理他的臣民，滇池地区正式纳入了汉王朝的版图。随着汉王朝郡县制的推广、巩固，滇国和滇西的人群被逐渐分解、融合、同化，一部分人开始被迫向南、向西迁徒，与逃亡而来的同族人汇合，成为傣族先民。

 

这时候，南迁而来的人们使思茅这块土地上的人口逐渐增多，掌握了水稻种植技术的傣族先民在这一带的古原始部落中占有了优势地位。当时周围的大片土地都称车里地，最大的部族是生活在现在西双版纳州的傣族各部。

“思茅”的原音为“思摩”，是少数民族部落名称，很多专家都称这是由傣语转音而来，因此推定思摩部是傣族古原始部落。傣族逐水而居，思茅坝虽不小，然无大河经过，所以，这里一直没有较大的部族生活。生活在周围各个小盆地的人们都归附于周边的强大部族势力，如南边的车里傣族部落，或北边的和蛮部、西南的濮部。

东汉、三国、西晋、南朝时期的思茅属南中南涪地，均隶永昌郡。北朝、隋为濮部地，隶南宁州。唐朝前期是剑南道南部濮子部地，隶属宁州都督府。虽然“城头变换大王旗”，行政归属一直在变更，但在这个边远的地方，中央王朝的统治对其影响甚小，统治者未曾在此地设治，思茅原始部落先民们过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生活。

思茅第一个行政称谓，始自宋朝大理国时期

唐朝以前，思茅只有归属而无建制名称。唐宋时期，云南地方政权南诏国和大理国崛起称雄，统治云南数百年之久，这是云南地方史上的两件大事，并对云南元明清各代的历史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虽然南诏、大理国属于地方性的割据政权，但依然和唐、宋两代中央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但在政治机构的设置、生产技术的传播、文化思想等方面都受中原内地全面、深刻的影响，而且在政治上也接受唐、宋两代王朝的分封。同时，南诏国、大理国在其统治的数百年间，仍然十分重视云南地区范围内各民族之间的联合。

 

唐朝乾符六年（879年），南诏政权在各地设置睑（赕）治，思茅划在步日睑（赕），属唐王朝的银生节度。思茅的第一个行政称谓始自宋朝大理国时期。大理国下设有首府、都督、节度，思茅属于银生节度。澜沧江以东地区尽管偏远，但由于这些地方产盐，因而受到统治者的关注。自南宋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大理国在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一带比较富庶的产盐区设威远睑（赕），煮盐收课，下辖各部，其中的思摩部和罗陀部就是现在的思茅区范围。至此，思摩（么）这个名字开始出现在以汉文书写的历史上。

对于散落在茫茫边疆的各部族来说，想免于战乱，他们最佳选择就是“归附”。小部落归附于大部落，大部落归附于更大的部族势力，部族地方政权归附于帝国。因此，思茅这个地方自有史记录开始，一会是归属于地方最大的政权南诏国、大理国，一会又因勐卯（今瑞丽）酋长夺得威远睑而成为勐卯傣王的领地（1250年－1262年），后因勐卯傣王受朝廷招安而归附于朝廷。

跟随着行政归属不断变更，使得这块土地不得平静。在大理国割地时期，紧邻思茅的勐泐（今西双版纳州）存在着12个傣泐部落，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建立了勐以及称为“景”的城池，勐的首领称为召勐（一个地方之王），思茅的一些小盆地亦是这些勐争夺的领地。其时，大理国为了结束傣泐部落首领互争地盘，争战械斗不断，在民无宁日的状况，发榜招募贤能勇士平息部落纷争，以封为一方之王作为赏赐。一个名叫帕雅真的勐景真首领（今勐海县勐遮乡景真）自告奋勇揭榜应招。此人武艺高强、聪明过人，他采用了安抚、武力征服和兼并的方法平息部落之间的纷争，使各部落形成联盟。帕雅真统一了各部落后，被宋朝孝宗皇帝封为大将军。继后又批准建立景陇金殿国（勐泐国），宋朝皇帝赐予虎头金印、仪仗武器、服饰，命为一方之王，称为景陇金殿国至尊佛主，又称召法龙磨罕（意为金帽大王）。帕雅真统治的景陇金殿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国势强盛。其疆域大约北至今元江流域，南至泰国北部的清莱、清迈及缅甸北部掸邦一带，东至老挝琅勃拉邦、丰沙里、万象及今越南北部一带，西至今临沧、保山一带。王国人口844万人。

 

思摩甸世袭长官司的废弃

在很长的历史长河中，思茅这个地方生活的人群从来都不是世世代代定居，因战乱无常，这里成为部族迁徙、逃亡避难之地，有的族群虽然在这块地方居住下来并开垦耕种，也不得不因战乱而时时搬迁。

尽管我们已无法从历史记录的片言只语中找到那些来来往往的族群的身影，他们的故事也只能交给历史的苍茫，但在这个从古至今都是中原地区通向东南亚地区的咽喉要道的地方，也曾留下过历史的印迹：至元十九年（1282年），中道总兵官万户达石八力·都不花领军南下征打八百媳妇国，途经澜沧江整控渡口时，勒石于江西岸的崖壁上。此崖壁史书上称《思茅元碑》或《都不花摩崖》。

八百媳妇国在今缅甸东南部泰国北部清迈一带，与景陇金殿国有婚姻渊源关系。此事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我们不知道，这一次的元兵南征，是不是一件奠定中国在元明两朝成为缅甸宗主国的重要兵事。只是，从此思茅有了第一块象征着文明的文字碑记，尽管它是用来记述一次征战。

 

元大德五年（1301年），元朝开始在思茅地区设置土司制度。土司制度，通俗来说，就是在当地选官管理当地事务。元朝将今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和思茅设为步日思摩甸世袭长官司，归属元江路节制，任马龙他郎甸（今新平、墨江）的一个彝族头人——哥袪为长官司长官。

20年后，哥袪宣布其长子普奴承袭步日思摩甸长官司长官，而其次子普万不答应，为争夺继承权，普万攻打他父亲治所所在地木用甸，烧了他父亲的治所，逼得老父亲仓皇出逃。此时山高皇帝远，元朝廷所设的思摩甸世袭长官司自然废弃。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行政归属

由于思茅介于几个大部族领地的交界区，自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者在行政区划时总将这个地方按当时的时势需要不断调整，这是思茅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行政归属的根本原因。

明朝，由于南迁而来的傣族数量剧增，思摩部划归车里宣慰司管辖。自1381年朱元璋派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率三十万大军证讨云南始，明朝开始了对云南的统治管理。1383年，沐英留镇云南，从此，沐氏家族一直镇守云南到1661年沐天波被缅王所杀。

 

在镇守云南的278年间，沐氏家族代表明王朝在云南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政策：“以夷制夷”的土司制度，“军屯”制度等，并在其镇守期间镇压叛乱，开拓边疆。大明王朝的“军屯”，即让士兵开垦荒芜的土地。据明万历年间所编《云南通志·兵食志》载：“云南36卫所军屯人数达29万人，军屯田土面积130多万亩，自楚雄至景东每百里置一营，率兵屯种。”

军屯只到景东，对南边的思茅一带，朝廷仍然鞭长莫及。于是，对于这样一些地区，朝廷继续实施了“以夷制夷”的土司管理制度。明朝初年，在云南布政使司下除了正式府州，还设有南甸、干崖两个宣抚司和麓川平缅、木邦、孟养、缅甸、八百、车里、老挝、大古喇、底马撒和底兀剌十个宣慰司。但以后，大古喇、底马撒和底兀剌三个宣慰司因路途遥远，明朝控制不了，脱离了与明朝的关系。麓川平缅宣慰司的故地在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改置为陇川宣抚司，这样就形成了“三宣（宣抚司）六慰（宣慰司）”及其下辖的司（长官司等）。“三宣六慰”都是土司，即其长官都由当地部族或政权的首领世袭，内部自治，但经济上要承担朝廷的“征役差发”和“贡赋”，土兵（地方军队）要接受朝廷或上级的调遣。

 

由于元末明初滇西南麓川司可法势力崛起，不断向东南内犯景东、景谷，迫使大量傣族南下进入思茅等地，永乐四年（1406年），思摩部划归车里宣慰司。“三宣六慰”的范围除了今国内部分外，大致还包括今缅甸那加山脉、亲敦江和伊洛瓦底江以东地，泰国和老挝的北部。1531年（明嘉靖十年）缅甸东吁王朝建立，逐步统一缅甸，并不断进攻明朝所属的土司。至嘉靖末（公元1566年），缅甸吞并了八百、老挝和车里三个宣慰司。万历（公元1573-1620年）初，又攻占了木邦、蛮莫、陇川、孟养等司，“三宣六慰”全部落入缅甸手中。明朝出兵反击，收复了部分失地，并加强了边区的防守。但明朝仅保住了“三宣”，而“六慰”中只夺回了车里。

十二版纳中，思茅为一个版纳

朝廷给宣慰司的领主官职称为宣慰使，即代表朝廷行使治理权，并可世袭。但在傣族地区，人们仍然将这个已经被朝廷封官的领主称之为“召片领”，汉译为广阔土地之主。1569年，车里宣慰使刀应勐依据征派赋税差役的需要，将所辖地区划为十二个贡赋单位，傣语称西双版纳，意为十二“千田”。每个版纳分封给下一级土司管理，并摊派贡赋。

 

这就是所谓的“羁縻政策”。中国历代王朝在认识到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性的基础上，都曾给予其一定的自主权，在行政管理上则实行羁縻民族政策。“羁”就是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以抚慰，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单位，保持或基本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除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土司制度就是一种羁縻管理。

十二版纳中，思茅为一个版纳，称版纳勐拉，辖思摩、六困（今六顺）、勐往（勐旺）等地。此时的思茅人，已经掌握了冶炼技术，以及桑蚕及纺织技术。1572年，车里宣慰使向版纳勐拉摊派金、银瓶各1个，各重8帖，小缎、湖绸各2匹。可见思茅的经济社会日渐繁荣。据地方志载，1595年，当时的车里宣慰使还将勐拉分封给自己的一个儿子管理。

 

可是，好景不长，1627年，缅甸洞吾王朝军又攻打车里，车里不敌，宣慰使司刀韫勐带着他的儿子逃到思摩来避难，仍然被追至思摩的缅军俘获而去。在那些遥远的时间里，思茅这块土地一直充满着刀光剑影，征战和厮杀。

十二版纳之一的思茅，为何成了十三版纳之一

曾经是十二版纳之一的思茅怎么又成了十三版纳之一呢？让我们将目光移到390年前的清顺治十六年（1619年）。这一年，吴三桂平定云南，将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养、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上猛乌、下猛乌、整董编为十三个版纳，统归元江府管辖。就是说，吴三桂这个平南王，他又将思茅周边的一些富庶之地从西双版纳车里领地划了出来，重新编成十三个版纳的贡赋单位。也是从吴三桂的这一改编，“思茅”这个地名开始写在史书上。

吴三桂为什么要单单把思茅及周边这些地方划出来重新整编贡赋单位呢？那又得从这些地方的资源说起。据《思茅县志》载：“顺治十八年（1621年），思茅年加工茶叶10万担，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仅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出，统治者已经看中了思茅等地的茶叶资源。

 

事实上，早在唐朝乾符六年（879年），南诏政权在六大茶山至大理的路线点即后来的普洱设置睑治，取名“步日睑”。当时步日睑的南方，即澜沧江外有车里土司管制，江内大片地方为步日睑辖地，步日睑归银生节度（驻景东）管辖。此时茶已传至中原，再随文成公主陪嫁给松赞干布而进入西藏。由于茶叶品质上乘，解毒散寒，消食去腻等功用被藏族青睐，视其为配置“酥油茶”的极佳配料，从此便越雪山、漂金沙江，过丽江、银生城再至步日，以马匹、乳制品、药材、豆金交换步日的茶叶。这便是南宋人李石着《续博物志》中所记载：“西番（西藏）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元代中期，普日生产的茶叶随同以食肉、乳为主食的蒙古人西上进入俄国，后被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写入《战争与和平》。在明代中期普洱茶大量进入北京受到京城各层人民喜爱。

有如此能生金堆银的茶叶资源，清政府怎能让其一直属于土司拥有，任其“羁縻”下去呢。

 

雍正七年成立普洱府

深处哀牢、无量等大山之中的思茅等地，清代以前的历朝统治者多以“蛮荒烟瘴”之区漠然视之，明代云南大兴屯垦、广设卫所，却未对这一广大地域积极经营。康熙三年（1664年），朝廷设元江府普洱分府，移元江通判驻普洱（今宁洱），为普洱通判，管辖十三版纳。尽管如此，思茅等地在元江以南数百里外，其间山岭重叠，林深箐密，交通联络十分不便，朝廷仍有鞭长莫及之势。

清廷鉴于此，为了强化对滇南边陲地方之控制，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上奏改土归流的奏疏中提出：江外（澜沧江以西）宜土不宜流，江内（澜沧江以东）宜流不宜土。雍正皇帝特别支持他的主张，于是朝廷开始了对今普洱市的内地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实质上，这次改流是针对傣族土司进行的，目的在于削弱土司的割据势力，进而废除农奴制，强化王朝的封建集权统治。

雍正七年（1729年）七月，鄂尔泰宣布成立普洱府，为流官制，辖六大茶山、橄榔坝及江内（澜沧江以东、北片）六版纳（即猛养、思茅、普滕、整董、猛乌、乌得），又于攸乐（今西双版纳基诺山）设同知，思茅在攸乐治下。江外六版纳地方虽仍属车里宣慰司领地，但规定须“岁纳粮于攸乐”，（雍正《云南通志》卷四，《建置》）亦即使该土司地方成为普洱府下属一行政区域。这种情况极大地加强了边陲地方对内地的向心力。

 

在官制上，清沿袭明制，大致分省、府、县三级。省以下为府，设知府、同知、通判等官，与府平行的有直隶厅，设同知、通判。在少数民族地区则设专门机构管理，即土司，一般分为两种：一种由军事部门管辖，如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长官为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另一种是由行政部门管辖，也设府、县等，官员称土知府、土知县，通常由少数民族头人担任。

清代普洱府辖一县三厅及车里宣慰司，既是府制，管理着西双版纳和思茅等地，又是贸易重镇，是滇西南茶业交易的重要市场。雍正七年普洱府成立后，在其治下的思茅设思茅通判，并在思茅设茶叶总店，将思茅集市的私商（指茶商）一律赶走，不得经营茶叶生意。由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选取最好的茶菁，制成紧茶、茶膏，进贡皇帝做为贡茶。

按照清朝的官阶，思茅通判是正六品，它的上级行政单位是攸乐（现西双版纳基诺山）同知，属正五品，而普洱知府为从四品。从此，中央王朝在政治上开始确立对思茅的统治。显而易见，普洱府的建立，在滇南这一边远地区的开发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对思茅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批内地汉族源源不断地进入思茅，不但带来的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将汉文化根植于这块“蛮荒之地”。
 

思茅城的诞生

思茅城的历史至今已经有280年。许多西南夷地区的城市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城市，与国家的形成没有关系，更不是国家形成的标志，而是中央王朝的官吏以内地城市为蓝本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复制品。它们是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基地，并具有军事据点，中央王朝统治标志，汉移民聚居点和汉文化传播点的功能。思茅城的最初形式就属于此类。

1729年，也就是雍正七年，是思茅城的诞生之年。朝廷这一年在思茅设通判，设总茶店，建街市，派驻军，筑城墙，目的只有一个：以军事化强行垄断茶叶贸易。当时的普洱镇标右营派出守备、把总各一员率马步兵丁200名进驻思茅。驻军为了驻守的需要，就必然要有防御体。而最好的防御莫过于城墙。于是，巡抚张允随提请筑思茅土城。

 

思茅通判治所设在蛮络坡，土城墙就沿蛮络坡周围而筑。蛮络坡即现在思茅区政府一带。当时土城内的规划就按明、清时内地的城市为蓝本，从纵向和横向框定了建设格局，开辟了北门街、南门街、东门街、西门街4条城内主街及巷道。将千总署、守备署、游击署等军事机关和文化景观万寿亭建在城中心至高处，将同知署建在北门街之西，将关帝庙、城隍庙建在城内东南部。城外有东面的龙神祠、文昌宫、学署、文庙、思城书院，南面有南坛、演武厅、封姓民居大院、月光庙、北面有锁水阁，西面有诸葛营等建筑。

此规划虽然不是一年完成，但随着思茅土城墙的高高垒起，标志着思茅第一次兴盛时期的到来。思茅城迎来第一次兴盛现在人们都说“茶兴普洱”，这是一点也没错的。思茅的始兴，是因为茶叶贸易的兴盛。清朝初年，随着对思茅的开拓，陆续从四川、江西、湖南等省，迁入一批汉族人，他们开荒种地，采茶、制茶，茶叶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随着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鉴于思茅在茶叶贸易上的重要地理位置，清政府又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思茅厅，裁思茅通判，将攸乐同知移住思茅，改为思茅同知，辖车里、六顺、倚邦、易武、勐腊、勐遮、勐阿、勐笼、橄榄坝九土司及攸乐土目共八勐地方。思茅厅署派流官管理，但下面土官仍保留，委六顺土司以土千总之职，流官统治各族人民，即所谓“以土目官土人，以流官管土目”，同时进行改土归流，将六顺土司辖地划为上、中、下三甲，土司势力范围仅限于中甲六顺地方。车里、倚邦、易武、勐腊、勐遮、勐阿、勐笼、橄榄坝八土司及攸乐土目仍维持土司制度，无事则听各勐土司在车里宣慰司统属下各自办理，有事则报思茅厅，再转报普洱府，派员兵驰往弹压抚绥。

 

就在雍正十三年，普洱茶名震京师。清政府题准征收茶捐，普洱府当年发出“茶引”三千引（3000担）。所谓“茶引”，是我国历史上官府发给茶商的茶叶运销赁证，是茶商缴纳茶税后，获得的茶叶专卖凭证。茶商于官场买茶，缴纳百分之十的引税，产茶州县发给茶引，凭此引贩运茶可免除过税。这种茶引，类似现代的购货凭证和纳税凭证，同时也具有专卖凭证的性质。这种官府控制下的商人专利的办法，元、明、清都采用。

1744年，雍正的儿子弘沥已经即位9年，这位年轻的乾隆皇帝下令将普洱茶列为朝廷贡品。朝廷从云南布政司铜息项下每年拨银1000两，给思茅厅采办八色贡茶，采办完贡茶后，茶叶才允许民间买卖。1767年，思茅城与普洱茶一道迎来了第一次兴盛，当时的同知张轼将土城改建为砖城。

 

思茅因战乱走向衰落

随着人口和交易的增加，1774年朝廷又在思茅添设了一员巡检，下设役丁22名。这个机构所行使的职能相当于现在的工商局、公检法司及边防等职能的总和。丰富的资源和独特的商机吸引着内地商人和冒险家到思茅垦荒淘金，定居安家。据《思茅县志》记载，道光三年（1823年），从川、黔等省来了一批移民，有的经商，有的开荒种地，有的租种田地，思茅厅将他们编入所在附近村寨保甲。在内地汉族不断进入的同时，思茅本地的土著民族不断往西南边迁徙。到1850年，思茅厅外来的客籍户已达5571户，是土著户1016户的4.5倍。大批汉族的进入，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促进了思茅厅经济的发展，使思茅逐步形成以茶叶加工为主及山货土产集中转动的边陲城镇。

 

同治元年（1862年），大理回族起义军派兵攻占思茅，清政府为镇压回族起义，连年派兵征战，于同治四年（1865年）清兵攻下思茅城。在连续四年的战争中，使思茅交通阻断，商业停顿，人口大量死亡、外逃。据光绪十一年（1885年）统计，思茅厅只剩3791户，与道光三十年（1850年）相比户口减少57.6%。中兴不过三十余的思茅因战乱走向衰落。

自光绪元年（1875年）起，思茅的人口逐步回升。再次成为闻名于世的“普洱”茶及鹿茸、皮革等土特产的加工销售集散地。十九世纪末期，由于“东南亚陆路码头”的地理位置，思茅逐渐成为英、法争夺殖民地盘的焦点。故它的重要性，不但关系云南西南门户，也是国防上的要隘。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缅条约付款专条》，允许英国在思茅开商埠，设领事、划租界、办教会。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思茅海关开关，海关税务司一职由外国人担任。英、法等国运进大量洋货，一部份在思茅销售，大部从思茅关过境，运销内地。通商口岸的建立，带来了思茅商旅的一时繁荣。至宣统三年（1911年）的十五年间，思茅海关出口总值白银663338两，进口总值白银2727650两，入超白银2061312两。思茅海关成为近代云南三关之一，与蒙自关、腾越关齐名。

 

思茅商贸市场繁荣昌盛

民国2年（1913年）思茅厅改为思茅县。民国3年（1914年）普洱道署由宁洱县迁驻思茅，思茅县成了普洱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载，民国3年（1914年）至民国8年的五年间，从思茅海关进口的商品有27种，有色花布、绸、棉纱、毛棉毯、燕窝、棉花、鹿茸、火柴、煤油、伞、染料等。出口的商品主要是茶叶，五年共出口200万余斤，市场吞吐量700万斤。较场坝海关前的茶叶、棉花、洋靛、山货、药材等报关物资堆积如山。各地来往的商人络绎不绝，商业市场繁荣，形成了思茅商业市场发展的第二次鼎盛时期。

此时的思茅城开始大扩容，以海关为中心的城外街市不断发展，建成了南正街、珠市街、新庙街、太平街、顺城街等南北向街市，新兴街、儒林街、天民街、回梓街、菜市街等东西向街市和茶园巷、龚家巷、牛肉巷。外国人还在教场坝（今太平街以下一带）建了网球场，闲暇时分，打网球的和看网球的，成为思茅一道时尚风景。如果说思茅的第一次兴盛是以官家为主角带动的商业兴盛，那么思茅再次兴盛的主角就是南来北往的私商了。清末民初，是思茅商业发展的兴盛时期，城内有大小商号200余家，各种服务行业的店铺200余家。

 

光绪年间，思茅城区加工茶叶较有名的是同仁利、恒盛公、泰裕丰、信和仁等几家茶号，每户年产量少的四五百担，多的高达千余担，加工出口的有圆茶、方茶等。1914年，普洱道署由宁洱进驻思茅，思茅城区就有制茶商号22家，年制茶万担左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思茅的茶庄首推雷永丰老茶号。雷氏茶庄经营门道多，在昆明正义路设有“杨复济”商号，主营茶叶，雷氏茶庄年销量千担。另外大有庆茶号和鼎春利茶号也很有名。大有庆茶号在昆明还开设有“陈永兴”商号。鼎春利茶庄创办于1931年，直到1948年歇业，是思茅众多茶庄中，歇业时间最晚的普洱茶庄。

清末明初，原信昌是思茅商务量较大的省货商。店址在今南正街90号。当年，三间铺面清新雅致，全套玻璃货柜引人注目，柜上摆满各种布匹、绸缎、省货、国货和外国进口货。商号主人马子厚、马子明、马子商三兄弟在云南商界都很有名，通海人，三人轮流赴思茅主持商务。现在思茅七十多岁的老人还记得当时他家的掌柜和几个伙计应客忙碌不暇的情景。到了晚上，这家商铺汽灯通明，生意仍然十分红火。除了原信昌这家大省货商，珠市街的复和园在思茅商家中也享有盛名。

 

由于商业繁荣，每天进出思茅城驮运商品的骡马不下千匹。一时间，思茅的人马旅店及皮革、药材、纺织、副食品加工等各类手工业极其兴旺。全城有五金业34家，皮革业11家，木器加工业12家，食品业34家，织染业45家。顺城街有忠兴马店、纳家马店，新兴街有普通马店，较场坝有后家马店、郑家马店，龙王井有信远栈、瓦家店，新庙街有福远马店、李家马店，可容纳牲口千余匹。供过往行人住宿的旅馆有顺城街高升店、春林客栈、鸿盛客栈、文云客栈，较场坝元合客栈、贵荣客栈。集中于新兴街和牛肉巷的10多家皮革店用石灰水或用烟熏硝皮革，制作皮攀胸、串珠带、胯皮、辔头、皮兜肚、皮褡子、皮背包、皮领褂、牛皮驾绳等产品销售给过往马帮和牛帮。

据民国8年（1919年）当年的资料，进入思茅城的外地商人所雇民夫2983人，骡、马10049匹全年报关外销茶叶7000担，进出口贸易总额为746425两关平银。进出口最高的是民国1912年，达1669134两关平银，是1919年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