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改变生活

凯瑟琳王后对茶的兴趣很快就广为人知。为投其所好，1664年，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从东方归国时，没有向喜欢珍奇植物的查理二世贡献珍鸟异兽及其他珍品，而是献上了若干装在银盒里的肉桂油和优质茶，这些东西在宫廷大受欢迎，后来茶便被大量列入贡品名单（角山荣《茶的世界史》）。查理二世对于东印度公司的礼物也非常满意，重新批准了王室特许状，并给予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新权利。同一年（一说1667年），东印度公司下了第一笔茶叶订单——在爪哇订购了“一百磅上好的茶叶”。

 

1692年，查理二世去世的第七年，凯瑟琳王后离开了英国，回到她的家乡里斯本安度晚年。婚后的许多年里，凯瑟琳都没能为英国王室留下一个子嗣，但她带来的饮茶习惯，却被越来越多的人争相效仿。光荣革命时，被英国人从荷兰请来的玛丽女王及其后的继任者安妮女王，也都痴恋泡茶时所蒸腾起的香雾，深深地拥护着那种东方的情调。

当初，凯瑟琳公主带到英国的嫁妆里，还包括丹吉尔和孟买两块殖民地。而当英国试图控制茶叶贸易的时候，这样一份礼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668年，国王将孟买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权利全部交给了东印度公司，这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立足奠定了基础，并直接地参与到包括茶叶在内的奢侈品贸易中来。第二年，东印度公司便开始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一项长久的事业从此开始了。

 

为了满足上流社会喝茶的时尚生活，东印度公司不辞艰辛地贩运起茶叶。在最初的几年里，东印度公司每年进口到英国的茶叶还保持在三位数，到了1690年，进口量已经猛增到近四万磅。尽管如此，但对于大众来说，茶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在17世纪中叶，茶叶的零售价为每磅大约三英镑，到17世纪末，零售价格每磅依然接近一英镑，这可是一个体力劳动者六周的收入。高昂的身价，使得茶在英国出售半个多世纪后，还只是仅供富人享受的味道。

 

为了满足整个英国对于奢侈生活的向往，东印度公司开始在东方更加大胆地收购茶叶。当然，茶叶的优渥利润，才是他们不畏风浪、远渡重洋的最大动力。资料记载，1699年东印度公司进口每磅茶叶的费用为二先令四便士，但伦敦市场上的售价却高达十四先令八便士。正是由于茶叶贸易带来的高额利润，使得英国茶叶的需求量在进入18世纪后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721年，英国进口茶叶一百二十万余磅，到了1750年，茶叶的进口量已经达到了二百三十万余磅。

 

随着茶叶大量地进入英国，价格下降，1840年以后，喝茶的习惯已在中产阶层中流行开来，而且还有着不断往下层蔓延的趋势。茶的流行，使英国的社会生活，特别是饮食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16世纪后半叶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早餐是三片牛肉，而到了18世纪初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形成了以黄油面包和喝茶为早餐的习惯。

1711年，文艺评论家艾迪生说：“生活有规律的家庭，每日早餐都是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吃黄油面包、喝茶。”而衍生于贵妇人之间的下午茶风俗，也开始盛行于饭店和百货公司之间。当下午茶时钟敲响时，忙碌的中产阶级都放下手中的工作，享受悠闲。正如一首民谣所唱的：“当时钟敲响四下时，世上的一切瞬间为茶而停。”

 

茶也有反对者

茶叶正在入侵人们的餐桌，改变人们的饮食习俗，英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了这种东方饮品的极大冲击。当18世纪中叶，茶叶向着英国更广阔的人群普及的时候，全国上下关于茶的争论也达到了高潮。

茶是一种奢侈品，也是一种药品，甚至瘾品，在刺激神经、使人兴奋这一点上，它与咖啡、可可等具有相似的性质。因而，在健康的角度，茶始终令一些人不放心。1730年，苏格兰医生托马斯·肖特博士发表了《关于茶的论考》，文中强烈地反对盲目信赖茶的功效，并指责茶是使人患忧郁症及其他不快症的有害饮料。

更主要的反对声音，乃是出于某种宗教的主张。奢侈一方面本身是错误的，同时又是其他更大灾难的根源。在英国这样一个新教国家，如果沉迷于东方的奢侈浮华的享乐，那完全是对新教伦理极大的背弃，它污染了清教徒简单、实在、圣洁的修行，更会挫败新生资本主义进取的锐气。因而，在新教势力的影响下，茶在精神与道德层面的有害性被夸张地放大了。

 

1748年12月10日，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在《致友人关于茶的信》中谈到茶的害处，讲述了他亲身的经验：“回想起来，那是在牛津住了几个月以后的事情，所以有将近二十九年了。令人吃惊的是当时得了中风症，特别是早饭后手颤，至为困扰。当我取消了早饭饮茶时，不可思议的是手不颤了。为同种症状而困扰的人喝茶时少放茶叶多放奶油和砂糖，颤抖的症状也消失了。”后来，他来到伦敦，发现很多人都患有同样的病症，“身体整个垮下来”。1746年7月6日，卫斯理号召他的信众们尽早戒掉饮茶的习惯，但他曾两次宣布戒茶，最终也没有戒掉。从清教徒的禁欲精神和博爱主义立场来看，茶是奢侈品，所以喝茶不好。如果有钱喝茶，还不如把喝茶的钱用于慈善事业。

1707年，苏格兰被英格兰吞并，政治上、经济上被迫从属于英格兰，国民的生活水平很低，因此强烈反对饮茶。十八世纪三四十年代饮茶之风传向各个阶层时，苏格兰展开了旨在清除“茶的威胁”的轰轰烈烈的国民运动。

 

终成国饮

18世纪后半叶，英国的茶叶进口量继续猛增。资料显示，1750年时，英国茶叶进口量为二百三十万余磅，到1764年已经增长到了五百六十万余磅，数量翻了一倍有余，1774年，进口量已是1750年的三倍。茶叶成为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购买的最主要商品。据资料统计，在最高的年份，茶叶占了东印度公司自华输出商品总量的91.9%，最低也有55.1%，这个阶段年平均占了总输出量的78.84%。

东印度公司的大量贩运，全民走私，加上1784年英国政府因为粮食涨价造成啤酒紧缺而降低茶税，茶已替代啤酒成为中下层社会的经济型饮料，到18世纪末，饮茶已经在整个社会普及。1786年，一名法国人到英国旅行时注意到：“在英国，喝红茶几乎普及到一般民众……即使是贫穷百姓也和富裕人士一样，一天喝两次茶。”

 

随着茶叶价格的大幅下降，有关饮茶奢侈纵乐、腐化身心的指责也失去了意义。而随着工业革命开始后，茶的普及正好适应了工人们的需要。在工业化初期，矿物能源和机器的作用远未像现在这样重要，工人的体力劳动在工厂或矿山生产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工作极为繁重。只有让工人集中精力且保持充沛的体力，才能提高产量，保证安全。这时就需要一种提神解乏、价廉物美的食品，茶叶加面包恰恰符合这一需要。1795年，戴维斯则在《农工状况考察》中说：“在恶劣的天气与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啤酒昂贵，牛奶也喝不起，唯一能为他们软化干面包得以下咽的就是茶。茶是他们迫不得已的饮料。”《绿金：茶叶帝国》一书的作者麦克法兰甚至认为，中国茶叶正好适应了英国工业化生产的需求，并大大促进了英国工业的发展。18世纪的最后一年，英国茶叶的消费量达到了二千三百万磅，与这个世纪的第一年相比，足足增长了二百倍。而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入的英国产品却迟迟打不开销路，英国的贸易逆差在继续扩大。面对着国内对中国茶叶不断增长的大量需求，以至于英国人开始担心，没有足够的银子从中国买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