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富国论的兴起

　　琦善是朝廷重臣，也是西人艾特略.宾汉口中富有智慧、敏锐的中国政治家，并知晓“夷情”，道光皇帝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把奏折转给林则徐，希望得到意见。

　　林则徐不赞同全面海禁，这与他对海路诸夷的认识有关。他认为鸦片最大的贸易者是英国（他知道美国等国家同样参与了鸦片贸易，但数量很小），其他国不必制裁。后林则徐查访得知，大黄出口多不过一千担，并非不可无之物，茶叶历年所销高达30余万担到50余万担之间，可为钳制之物。早在湖北任总督时，林则徐就提出过，通过提高对茶叶、大黄的价格，来达到白银回流的方案。

　　以茶制夷，不仅朝中权臣如此看，知识界和民间也认为如此。美国人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里说：“在中国人心目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茶和大黄对于西方都是必需的东西，而只有中国可以供给茶和大部分的大黄。”

　　五口通商后，茶叶富国论甚嚣尘上。

　　1842年，江南司郎中汤鹏上书，既然英国人“食必以苏合油，久则肠胃腻塞，非得中土之茶叶大黄，不能去恶；昼卧而脾缓，非得中土之茯苓不能治其病。又其洋呢洋布等物，非得中土之丝斤不能成其制。”他建议茶叶、大黄、茯苓、丝斤等件，可以逐年加价，两三年一番，这样一来，不到10年，英国人穷了，中国却走向富强。

　　现在大名鼎鼎的“祁门红茶”就是在茶叶富国的热潮中创办起来的。创始人胡元龙是祁门南乡贵溪人，18岁时辞弃把总官职，回乡垦山种茶。

　　清初全国的茶叶产量为235万担，到光绪年间增至450万担，其中三分之一用于出口。而嘉庆年间，政府茶叶财政收入仅为57万两。

　　从1867到1894年，即便英国人大量输入鸦片，中国茶叶的出口额也能与之相平衡。1880到1894年，茶叶关税收入达到了5338.9万两，年均449万两。庄土国估计，从170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53875032两白银到中国，从1700—1840年间，从欧洲运往中国和从美国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

　　今人对晚清“以茶制夷”多有批评，乃至当作笑话，实有不了解这一观念背后的历史原因。1900年，光绪的状元策有一题考的就是茶之于大清的意思:“茶税之征，起于唐代。其初税商钱，在于何时？独开茶税，在于何时？茶官之设，在于何时？税茶之法，其后增减若何？”

　　其后的议论却不简单，他说，茶对于国防来说，太重要了。“汉武帝北筑朔方，西戍乌垒，一时匈奴震慑，而中国亦为之虚耗。光武拒西域都护之请，徙幽并边人于塞下。虽不劳中国以勤四夷，而未免示弱。防边之道，果以何者为善。唐设安西北庭四镇，得控制之宜否？夫古者防惟在陆，今者防兼在海。溟渤万里。处处可通。果于何处设守，始克收陆詟水栗之效欤。夫典学以裕政原，固本以重疆索。理财以舒国用，设险以慎边防，胥制治保邦之要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