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唐代以后，不管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虽然这条对外的纽带依然以丝绸为名，但中国对外输出的产品已不再以丝绸为主，茶叶和瓷器取代了丝绸昔日的地位成为中国的新名片。宋代开始，茶叶甚至成为税收的一大来源，与盐税并重，可见茶文化在其时的发展。而日本茶文化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中国茶文化大规模对外输出的时期开始的。

 

    在日本文化中，禅文化占有很大比重，这是日本文化最有代表性、最有特色的文化现象；而日本茶道艺术的思想背景为佛教，其思想的核心为禅。茶道与禅宗是一组平行且并驾齐驱的关系，因而在饮茶习俗传入日本的初期，饮茶活动是以寺院、僧侣为中心展开的。

 

    中国唐代，国运兴盛，万国来朝，其中不乏乘木船而来的日本僧人，他们或短期、或长期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包括享受丰裕的饮食生活。而一旦回国，难耐日本饮食，尤其是斋饮的粗陋，而远道带回的茶叶在中国既是文人雅士的风流之物，也是出家山林的僧人们的洁净之物，于是，以其来自中国士大夫圈子的高雅脱俗之物，成为寺院斋饭的点睛精品和敬献权贵的珍品，难怪有人说，日本茶文化是起源于僧侣及上层社会对唐风文化的崇拜和无条件的吸附，初始是贵族们竞相效仿的风流雅事。难怪日本茶道兴起之初的“寺院茶”、“书院茶”，都还没有脱离趋附唐风的影子。

 

    而无论是茶树的移植，还是中国茶文化对日本的传播，其中有一人功莫大焉，这就是最澄。

 

    最澄(767-822)，日本近江(滋贺县)人，俗姓三津首。其先人为归化日本之汉人。据日本茶的历史年表记载:“公元805年，在佐贺县大津市的日吉大社，种植了由最澄从中国带回来的茶树果实。”最澄将这些茶籽种植在京都比睿山麓，形成了日本最早的“日本茶园”，至今还在京都比睿山的东麓，还立有《日吉茶园之碑》，在这通碑上记载了最澄在中国携回茶种辟园种植的经过。这也是中国茶种传往国外的最早文献记载。而正是这个最澄，盛唐时期曾来过义乌，且成了义乌与日本交流交往的文化使者。

 

    兴许有人会说，把最澄说成是日本“茶祖”，是张冠李戴，因为日本本土是尊荣西禅师(1142—1215)为茶祖，因为他不但从浙江带回茶树茶籽，而且还用日式汉字写了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生记》二卷。但更严谨地来看，日本真正的茶祖是最澄而非荣西，因为最澄将茶叶引进日本，比荣西早360多年，目前存留日本的最早茶园也是最澄引进茶籽栽种的，更何况日本许多资料都记载:“至唐代，茶叶由日本高僧最澄将中国的茶树带回日本，茶这种饮料就在日本生根发芽，日本栽培茶树由此开始。”

 

    那么，最澄究竟是从中国何处将茶树引入日本的呢？史料上虽没有记载，但日本茶最早从乌伤(义乌)引进可能性最大。

 

    理由之一。最澄不仅到过乌伤，“曾在双林为僧”，且对乌伤尤其是双林寺有着深厚感情。“唐贞元二十一年(805)，有日本高僧最澄在中国写就的《双林大士集》一卷二十纸”(见《义乌丛书》之一《义乌文化的海外影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47页)；据最澄著《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一书记载，最澄带回日本的天台宗经典中除了自撰的《双林大士集》一卷二十纸，还有《傅大士还诗十二首》一卷、《浮沤篇》一卷……同时，他还在自己撰写的《内证佛法相承自脉谱》之《天台法华宗相承师师血脉谱》中，把傅大士纳入天台宗之法脉，名列鸠摩罗什三藏之后，天台二祖慧文大师之前。由此可见，最澄对傅大士是尊崇有加，更何况，最澄乘遣唐使船入唐，大多时间是在龙兴寺师从天台宗九祖湛然(天台宗八祖、傅大士六世孙玄朗弟子)弟子道邃学习天台宗，而这一时期，因受慈恩、贤首各宗派势力的影响，天台宗处于衰落期。天台宗教义是“一心三观”，傅大士的代表作《心王铭》，以及他倡导的“三观一心，推检四运”与其教义十分契合，再加之天台宗尊傅大士为祖师，声望很高，故最澄来中国之前，正推出傅大士作为复兴天台宗旗帜，这其中湛然就是吹鼓手之一，在其著作《止观义例》里极力推崇傅大士，“设使印度一圣(指达摩)来仪，未若兜率二生(指傅大士)垂降……”正因如此，“……最澄回日本后，日本天皇令臣下营建伽篮及十七僧房赐予最澄。最澄以此地之形状类似中国东阳郡乌伤县之娑罗双林寺，遂号‘双林寺’且这个双林寺，在日本还延续至今……”这就不难理解了。

 

    理由之二。乌伤双林禅茶之熏染，使得最澄将茶与佛教的默契带到了日本。茶与佛教的联系，十分密切，这是因为佛教徒修持生活的重要一环就是坐禅，而坐禅要求静坐、敛心、集中思维，专注一境，这就得靠茶提神益思、生津止渴、消除疲劳。因而说“品茶为参禅前奏，参禅成品茶目的”。正因如此，最澄来双林游学之际，这里已专设茶寮(茶室)以招待上客；设有“茶堂”，以供禅僧讨论佛理，招待施主宾客，品尝名茶之用；这里还有“茶头”，专事烧水煮茶，献茶待茶；同时还有“施茶僧”，为游人惠施茶水。而且据史书载，“石桥供茗必有乳花效应。”寺僧每日以茶供养罗汉，茶杯中常常出现“八叶莲花”等花纹图案。这种禅茶文化，令最澄醍醐灌顶使得他有心了解茶禅真味及双林寺供茶的种种仪轨。可以想见，他回日本后所创立的佛教寺院中定是积极推介双林寺院茶风。据说他圆寂时曾留下六条遗戒，其中之一为“地位越高者，越应该满足于布衣粗食。”这和中国茶圣陆羽的“茶宜精行简德之人”的茶道核心思想同出一辙，可以说深悟了茶道精神。此等修养和对日本茶文化的影响，可以从《文华秀丽集》中收有的一首嵯峨天皇与最澄的唱和诗《澄公奉献诗答》看出，由于受双林禅茶的影响，茶对最澄来说已须臾不离左右。而且从诗中也透露出最澄与天皇属莫逆之交，再加之他是被日本佛教史上誉为“入唐八大家”之一，圆寂后又被清和天皇追赠为“传教大师”谥，这是日本有大师称号的开始。鉴此，他能成为日本茶文化领袖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