霉茶的故事：寻找出路

滞留青海湟源的茶叶既进不了藏，又没有退回昆明。东西只要没有退回景谷茶厂，崔厂长的日子会暂时好过一些。省茶司专门开财务会研究过几次，同时通过供销合作总社做西藏的工作，争取已经进藏的6万担和滞留湟源的货不要退回来。73年进藏茶叶出事后，云南已经全面停止收购和使用野生茶，74年以后调出的紧茶已经没有野生茶掺杂问题。由于野生茶影响面广，藏民对云南茶叶仍有顾虑，新调进藏的紧茶销不出去，西藏商业局一直坚持退货并要求云南承担相关费用。解放后，云南进藏茶叶的高峰出现在1973年，统计实绩3.85万担。数量上去了，质量却出了问题。西藏一方面要求退货，一方面控制云南茶叶进藏数量，1976年云南仅调西藏紧茶1.51万担，滑坡百分之六十多。经过供销合作总社的斡旋和解释，西藏自治区党委终于开会拍板，决定六万担茶叶不再退回云南，对藏民的解释工作和推销工作由西藏自己解决。对湟源发霉的茶叶，西藏方面却态度坚决，让云南再次来人清理解决。

 

省公司办公楼是两层青砖简易房屋。那年茶叶从土产公司分离出来，没有办公地方，宋文庚副经理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文革已经乱了套，没有请示谁就在华山南路113号后坡属于省政府的地盘上盖了办公室。宋副经理是山西的放羊娃，十几岁参军当了陈庚虎将周希汉的警卫员，根红苗正，文革中负责业务时常卷起裤腿露出当年要饭被狗咬的伤疤同不懂业务的造反派吵架。野生茶出事，文革中受过冲击的经理于力已经提心吊胆，茶叶到湟源发霉，他更是大气不敢出，正好业务分工由宋负责，事情都到了宋文庚头上。宋的魄力，在茶叶界是有名的，他虽然没有读过书，只在当警卫员时补习过一些文化，但他脑子灵，首长在里屋谈情说爱，他会在外屋装睡打酣。处理景谷紧茶的会议在简陋如人民公社驻地的经理办公室进行，参会者还要自带凳子。宋文庚开场就一针见血，说边销茶连续出事是王洪文搞的鬼，话讲得颇有政治高度。大家想起来了，王洪文和李德生到新疆和西藏阿里地区转了一圈，回来说边销茶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要求敞开供应，否则帝、修、反就会乘机捣乱。经王洪文捣鼓施压，1973年年初匆匆召开了全国边销茶工作座谈会。72年全国生产调拨边销茶65.3万担，其中收购修剪茶17万担，占边销茶原料的24%。边销茶敞开供应，总量需要100万担。会议在严肃的政治气氛中下达了73年任务75万担，按王洪文要求先保证边疆第一线敞开供应，供应量由每人每年限量4至5两提高到8斤。为争政治表现，各省预报75年可提供数量90万担。云南采摘、收购和在边销茶中使用野生茶，就是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中发生的荒唐事。

 

审检科茶叶工程师谭自立随后发言：“紧压茶一点霉没有是不可能的，整理景谷901是为了减少茶厂损失，整理的原则是黄霉、白霉、绿霉刷刷就行了，黑霉不行，这是有根据的。我亲自去整理现场刷了个样子。去年西藏有领导同志参加的会上，我说了黄、白霉不影响卫生，可以饮用，不能说有霉就不行。”谭自立说的“有根据”，指的是1951年一批茶叶在青海发霉后的调查实验结论。宋副经理插话：“派人去现场了解霉变情况，能否饮用？能否在西北地区推销？实在不行只有拿回来，损失省里只能负担来回的运费，产品的数量损失由茶厂承担，该关门的关门。”宋接着说，“谭工程师头发都快掉光了，去青海太辛苦，但还是得亲自出马，责任重大啊。”于经理自然同意宋副经理的意见，还加了一句，“定了以后要赶快办”。否定“两个凡是”的学习解放了思想，冯副经理说话的口气已经大不一样：“同意宋的意见，确实不能接收可以推销，降价可以研究，没有使用价值的销毁”。事故发生后，经济、政治和人事搅在一起，景谷茶厂边销茶已经停产半年多，崔厂长在等待不知会向何处游荡的命运。大家都清楚，事情没有结果前，县里不会动崔兴财。撤了他，那堆霉茶谁来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