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自古以来就有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在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中，凝成了深厚的友谊。茶文化是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内容之—，特别是茶文化作为两国文化交流关系的纽带，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下面就对中韩茶文化交流的历史作一简要回顾，并对两国茶文化的特点进行比较。

一、中韩茶文化交流的历史回顾

中国是茶的祖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起源于中国的茶文化在向世界各地传播时较早地(可能是最早的)传入朝鲜半岛。中韩茶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可靠的历史记载，不会晚于新罗统一三国时期，一千多年来绵延不断。韩国茶礼在吸收中国茶道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的文化，形成独特的形式与内涵，与中、日茶道鼎足而三。近十多年来，中韩茶文化的交流更是异常活跃，极为频繁。下面分三国、新罗统一、高丽、朝鲜、现当代五个时期来回顾中韩茶文化的交流。

(一) 三国时期

朝鲜所谓的“前三国”时代

韩国的三国时期是指从公元—世纪起到新罗统一三国后的公元七世纪，计有七百年时间，值中国西汉宣帝至初唐高宗时期。这个时期在中国，饮茶风俗从巴蜀地区向中原广大地区传播，茶文化由萌芽进而逐渐发展。中国人确切的饮茶记载是在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比三国中最早立国的新罗国成立还早两年。

由于早期茶的传播者主要是佛教徒，而佛教最初传入高句丽为公元372年，—般推测茶入朝鲜半岛约在公元四世纪以后。在六世纪和七世纪，新罗为求佛法前往中国的僧人中，载入《高僧传》的就有近30人，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在中国经过10年左右的专心修学，尔后回国传教的。他们在唐土时，当然会接触到饮茶，并在回国时将茶和茶籽带回新罗。韩国古籍《三国史记》载： “前于新罗第二‘卜七十弋善德女王(公元632-647年在位)时，已有茶。”善德：女王已属三国时代末期，故韩国饮茶不会晚于七世纪中叶。由于陆路交通便利的缘故，茶入朝鲜半岛要早于日本列岛。日本关于饮茶的最早记载在天下元年(公元729)四月(《奥仪抄》)。

三国时期，是韩国开始引入中国的饮茶风俗，接受中国茶文化时期，也是韩国茶文化萌芽时期，但那时饮茶仅限于王室成员、贵族和僧侣，用茶祭祀、礼佛。

(二) 新罗统一时期

新罗统一时期自三十代文武王八年(公元668年)至五十六代敬顺王八年(公元935年)，值中国初唐高宗至五代后唐时期。这个时期在中国，是中国人饮茶风俗形成时期，是中国茶道——煎茶道形成、流行时期，是中国茶文化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统一新罗

受大唐茶文化的影响，在宫廷，韩国大多数国王及王子与茶相依，茶为祭祀品中至要之物。三十五代景德王(公元741—765年在位)每年三月初三集百官于大殿归正门外，置茶会；在宗教界，与陆羽同时代的僧忠谈精于茶事，每年三月初三及九月初九在庆川的南山三花岭在野外备茶具向弥勒世尊供茶。仙界人物花郎饮茶以为练气之用，花郎有四仙人在镜浦台室外以石灶煮茶。曾在大唐为官的新罗学者崔致远有书函称其携中国茶及中药回归故里，每获新茶必为文言其喜悦之情，以茶供禅客或遗羽客，或自饮以止渴，或以之忘忧。崔致远自称为道家，但其思想倾向于儒家，被尊为“海东孔子”。

《三国史记》载： “新罗第四十二代兴德王三年(公元828年)遣使赴唐。唐文宗皇帝设宴于麟德殿，酬香茗。我使大廉于唐得茶籽回国。王命植于智异山。前于新罗第二十七代善德女王时，已有茶。唯此时方得盛行。”新罗使者大廉姓金氏，于唐土得茶籽，植于智异山。韩国饮茶始兴于九世纪初的兴德王时期，这时的饮茶风气主要在上层社会和僧侣及文士之间传播，民间还不太流行。

日本在九世纪初也兴起饮茶，史称“弘仁茶风”，传教大师最澄于公元805年从中国携茶籽回国，种于背振山，形成日本著名的“日吉茶园”，日本的种茶、茶风始兴似乎还略早于韩国。

韩国当时的饮茶方法是采用唐代流行的饼茶煎饮法，茶经碾、罗成末，在茶釜中煎煮，用勺盛到茶碗中饮用。创建双溪寺的真鉴国师(公元755-850年)的碑文中记： “如再次收到中国茶时，把茶放入石锅里，用薪烧火煮后曰： ‘吾不分其味就饮。’守真忤俗如此。”在石锅里煮茶?抑或是煎茶。真鉴国师驻世正值中唐煎茶法鼎盛之时，新罗饮茶想必效仿唐风。

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伟大的新罗僧人金乔觉(公元696-794年)，他从新罗只身来华，最后驻锡安徽青阳九华山，被认为是地藏菩萨转世。据传他携来韩国的茶籽及稻种，种施山中。其所种茶，枝梗空心，名金地茶。其《送童子下山》诗云： “空门寂寞尔思家，礼别云房下九华。爱向竹栏骑竹马，懒于金地聚金沙。瓶添涧底休拈月，煮茗瓯中罢开花。好去不须频下泪，老僧相伴有烟霞。”金乔觉是韩中佛教和茶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新罗统—时代，是韩国全面输入中国茶文化时期，同时也是韩国茶文化发展时期。饮茶由上层社会、僧侣、文士向民间传播、发展，并开始种茶、制茶。在饮茶方法上仿效唐代的煎茶法。

(三) 高丽时期

统一高丽王国

高丽时期从公元923年王建立国至让恭王四年(公元1392年)共475年，值中国五代后唐至明太祖时期。

这个时期在中国，是饮茶风俗普及时期，是点茶茶道形成和流行时期，茶文学和茶具文化日益繁荣，中国茶文化迎来了第二个高峰。受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影响，这一时期，也是韩国茶文化和陶瓷文化的兴盛时代。韩国的茶道——茶礼亦在这个时期形成，茶礼普及于王室、官员、僧道、百姓中。

1、王室及朝廷茶文化

每年两大节：燃灯会和八关会必行茶礼。燃灯会为二月二十五日，供释迦，八关会是敬神而设，对五岳神、名山大川神、龙王等在秋季之十—月十—五日设祭。由国王出面敬献茶于释迦佛，向诸天神敬祷。太子寿日宴，王子王妃册封日，公主吉期均行茶礼，君王、臣民宴会有茶礼。朝廷的其他各种仪式中亦行茶礼。

2、佛教茶文化

高丽以佛教为国教，佛教气氛隆盛，禅宗中兴，禅风大化。中国禅宗茶礼传入高丽成为高丽佛教茶礼的主流。中国唐代怀海禅师制订的《百丈清规》，宋代的《禅苑清规》、元代的《敕修百丈清规》和《禅林备用清规》等传到高丽，高丽的僧人遂效仿中国禅门清规中的茶礼，建立韩国的佛教茶礼。如流传至今的“八正禅茶礼”，它以茶礼为中心，以茶艺为辅助形式。表演者席地而坐，讲究方位与朝向。表演者各有名号，大都以“茗”为首，诸如茗轩、茗然、茗舜、茗慧、茗品,檟如等，分左茗主、右香主和左茗助、右香助等，各就各位。

与新罗时期的明显区别不仅以茶供佛，而且僧侣们要将茶礼用于自己的修行。真觉国师便欲了解中国赵州禅茶的饮茶情况，以参悟“吃茶去”之旨；涵虚和尚在祭文中写道： “—杯茶出自—片心，一片心即在一杯茶。”

3、儒道两家的茶文化

高丽末期，由于儒者赵浚、郑梦周和李崇仁等人的不懈努力，接受了朱文公家礼。男子冠礼，男女婚礼，丧葬礼，祭祀礼，茶礼，均为儒家遵行。著名茶人、大学者郑梦周有《石鼎煎茶》一诗： “报国无效老书生，吃茶成癖无世情：幽斋独卧风雪夜，爱听石鼎松风声。”老儒未能尽国事，饮茶而忘世情。

流传至今的高丽五行献茶礼，核心是祭祀“茶圣炎帝神农氏”，规模宏大，参与人数众多，内涵丰富，是韩国茶礼的主要代表。道家茶礼，焚香、叩拜，然后献茶，其源出于宋。

4、庶民日常用茶

高丽时代百姓可买茶而饮，在冠礼、婚丧、祭祖、祭神、敬佛、祈雨等典礼中均用 茶。

5、饮茶方法

高丽时期，早期的饮茶方法当承唐代的煎茶法，郑梦周《石鼎煎茶》诗表明，在石鼎中煮水煎茶，当属唐代陆羽式煎茶法。高丽中后期，当采用流行于两宋的点茶法。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宋朝使者徐兢一行访问了高丽，徐后来著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图已佚失，惟文流传，其《茶俎》条记： “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自锡赉之外，商贾亦通贩。故迩来颇喜饮茶，益治茶具，金花乌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其时以中国团饼茶为贵，茶具、饮法皆仿效中国制度。徽宗时，是中国点茶道的高峰时期，赵佶本人就是点茶高手，亲撰《大观茶论》，故高丽当时颇流行点茶法。

明宗二十年(1190年)，著名诗人、学者、韩国茶道精神集大成者李奎报在《谢人赠茶磨》诗中说： “琢石作弧轮，回旋烦一臂。……研出绿香尘，益感吾子意。”用石制的茶磨研出绿色的香茶粉。唐代煎茶用茶末，碾即可；宋代点茶用茶粉，非磨不可。故知当时的高丽流行点茶法。高丽接受中国点茶道当不会晚于北宋徽宗时，而日本的点茶法却由日僧茶西于南宋时传入，晚于韩国半个世纪。

总之，高丽时期，是韩国茶文化兴盛之时，初期流行煎茶道，中晚期流行点茶道。茶具文化也极辉煌，并影响日本。韩国在吸收、消化中国的茶文化后，开始形成了本民族特色的茶文化，茶礼就是代表。

 

(四) 朝鲜时期

李氏朝鲜初期

朝鲜时期自太祖元年(公元1392年)至李王隆熙四年(公元1910年)，约590 年，值中国的明、清两朝。这个时期在中国明朝，茶文化形成了第三个高峰，弃团饼而用散茶的泡茶道形成并流行，紫砂茶具独领风骚。进入清朝，中国茶文化由盛转衰，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茶文化衰弱，茶道低迷。朝鲜前期的十五、十六世纪，受明朝茶文化的影响，饮茶采用散茶壶泡法或撮泡法。饮茶之风颇为盛行。始于新罗统一、兴于高丽时期的韩国茶礼，随着茶礼器具及技艺化的发展，茶礼的形式被固定下来。朝鲜中期以后，酒风盛行，又适清军入侵，致使茶文化一度衰落。至朝鲜朝晚期，幸有丁若镛、崔怡、金正喜、草衣大师等的热心维持，茶文化渐见恢复。

 

丁若镛

丁若镛(公元1762-1836年)，号茶山，著名学者，对茶推崇备至。金正喜(公元 1786—1856年)是与丁若镛同时而齐名的哲学家，亲得清朝考证学泰斗——翁方纲、阮元的指导。他对金石学和书法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对禅宗和佛教有着渊博的知识，有咏茶诗多篇传世。草衣禅师(1786-1866年)，曾在丁若镛门下学习，通过40年的茶生活，领悟了禅的玄妙和茶道的精神，著有《东茶颂》和《茶神传》，成为韩国茶道精神最后的总结人，被尊为韩国的茶圣。

在《世宗实录》 (公元1454年)里记载庆尚道有6个地方和全罗道28个地方产茶，在《东国舆地胜览》 (公元1530年)记载庆尚道有10个地方及全罗道有35个地方产茶。庆尚道有3个地方和全罗道18个地方产贡茶。高宗二年(公元1885年)中国茶二次大规模渡海传入。朝鲜时期产茶遍及朝鲜半岛的南部。

 

鼎盛的李氏朝鲜

朝鲜李朝时期，中国的泡茶道传入韩国，并被韩国茶礼所采用。韩国茶文化通过吸收、消化中国茶文化之后，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在民间的茶生活走向衰弱后，反而茶精神发展到了高峰时期。

(五) 现当代茶文化

现当代是指1910年日本并韩至今，值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这个时期，中华茶文化承清末茶文化的衰微，一直持续，直到“文革”跌入最低谷。上世纪 90年代起，中国茶文化开始复兴。

在现当代，中国茶文化对韩国茶文化几无影响，韩国茶文化走着一条独立发展的道 路，并在近年来，对中国茶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韩国在日本统治下，全国47所高等女子学校中的大部分学校中都开设了茶道课，但茶文化发展缓慢。1945年光复后，茶文化复苏，饮茶之风再度兴盛，韩国的茶文化进入复兴时期。韩国茶人出版了《韩国茶道》 (1973)，建立了茶道大学，创立了多种茶文化团体，近年又创办了《世界的茶》杂志。

近十多年来，中韩两国茶文化交流频繁，韩国“茶学泰斗”韩雄斌先生不仅将陆羽《茶经》翻班译为朝鲜文，还积极收集茶文化资料、撰述中国茶文化史，奠定韩国茶文化向中国寻根的观念；百岁茶星、韩国茶人联合会顾问、陆羽茶经研究会会长崔圭用先生，早在1934年就到中国并侨居8年，深入中国主要茶区，曾来到安徽芜湖。他潜心致力于中韩茶文化的研究，已逾半个世纪，出版了《锦堂茶话》、《现代人与茶》、《中国茶文化纪行》等书，翻译了明代许次纾的《茶疏》和当代庄晚芳的《饮茶漫话》等书。崔圭用先生特别重视与中国茶文化界的交流合作，90高龄后，仍四次来中国，令人敬佩。

精于茶道、成就卓著的韩国国际茶道协会会长郑相九先生译著《中国茶文化学》，含中国茶道精神、中国茶文化概观等十二章，内容丰富。近年来，常来中国，率团表演韩国传统茶礼。还有韩国国际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释龙云法师、韩国茶人联合会会长朴权钦先生、韩国茶文化学会会长尹炳相先生、韩中茶文化研究所所长金裕信先生等韩国茶人也纷纷前来中国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茶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当代茶文化的复兴与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茶人、茶文化学者如王家扬(原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文华 (江西省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余悦(江西省民俗研究中心主任)、董淑铎(浙江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会长)、童启庆(浙江大学教授)、夏涛（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所长）等亦到韩国访问、进行茶文化交流。

旅居韩国的中国籍茶文化学者、韩国中华茶文化学会会长姜堉发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在韩国弘扬茶文化，多次率团来大陆参加各种茶文化活动。鉴于他对中韩两国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被聘为“2002年世界杯韩国外交大使”。在当代，中韩两国的茶文化交流不仅频繁活跃，而且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二、中韩日茶文化比较

中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茶文化对韩国和日本的茶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韩国的茶文化也对日本茶文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高丽、朝鲜时期的茶礼、茶具对日本茶道有着积极的影响。在当代，韩、日的茶文化对中国茶文化亦发生良好的影响。东亚三国的茶文化难解难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韩日组成的东方茶文化圈中，韩国的茶文化处于中介的地位，是会通中日茶文化的结合点。要想比较中韩茶文化，离不开拿日本作参照，故而在此以比较中韩茶文化为主，兼及日本茶文化。

 

(一) 茶文化总体比较

茶文化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是比较广泛的，它固然以茶道为核心，但茶道毕竟只是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茶文化至少还要包括茶文学、茶艺术、茶馆文化、民俗茶文化等。

在日本茶文化中，茶文化与茶道几乎是同义语，茶文学、茶艺术等全部汇聚在茶道之中，故有日本学者称日本茶道是“综合文化体系”。

在韩国茶文化中，茶道(茶礼)是主流，与日本相近。但韩国的茶文学发达于日本，象崔致远、李行、权近、李奎报、李崇仁、郑梦周、李樯、崔怡、金正喜等人撰写许多汉文茶诗和茶文，而日本仅有空海、嵯峨天皇等人撰写有少量茶诗文，影响较小。

在中国茶文化中，举凡茶文化的各个方面，如茶道、茶文学、茶艺术、茶馆文化、民俗茶文化均很发达。中国的茶馆兴于宋，普及于明清；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形成了五彩缤纷的地方和少数民族茶俗文化；自唐代至今，有关茶事内容的绘画、书法绵延不绝；而茶文学更是蔚为大观，各种文学体裁如诗、词、曲、赋、铭、联、小说、戏剧等应有尽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元稹、柳宗元、杜牧、欧阳修、范仲淹、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这些中国的一流诗人均撰有茶诗茶词佳作，《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老残游记》等古典小说对饮茶、茶道、茶馆、茶文化有精彩描述。在中国茶文化中，茶道与茶文学是双峰并峙，民俗茶文化是异彩纷呈，茶馆则是中国茶文化中的独特风景。

论日本、韩国茶文化可以用日本茶道、韩国茶礼来代替，但论中国茶文化，只谈茶 道(茶艺)是不够的，至少不能忽略茶文学。

(二) 儒，道，释对茶文化影响比较

东亚三国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佛教文化圈，儒、道、释在三国茶文化中发挥着或轻或重的影响。

在中国茶文化中，就儒道释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而言，道家第一，儒家第二，佛教第三。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儒家在社会人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文化艺术领域，老庄道家影响更大。道家崇尚无为、自然，追求精神的自由和人性的纯朴、率真。表现在茶文化中，不象日本、韩国那样注重茶道的礼仪和形式。中国茶道崇尚自然、简朴，不拘礼法形式，任运自在，无拘无束，率性而为。

在韩国茶文化中，儒道释在其中的影响以儒家为第一，佛教第二，道家第三。固然在茶文化的传播中，新罗、高丽的佛教徒发挥重要作用，但在韩国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儒家，特别是以朱熹、王阳明为代表的宋明道学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朱子家礼被普遍接受，故而韩国的茶道又称茶礼，儒家礼仪起主导作用，佛道次之。

在日本茶文化中，儒道释对茶文化的影响以佛教特别是禅宗为第一，道家第二，儒家第三。日本茶文化的传播者，主要是佛教徒，如最澄、空海、永忠、荣西、明惠上人、南浦绍明，希玄道元、清拙正澄、村田珠光、隐元隆琦等。日本茶道以“禅茶一味”为宗旨，借茶道悟禅道。

在韩国茶文化中起较为重要作用、在日本茶文化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禅佛教，在中国茶文化中影响较小。中韩日茶文化以受主要影响来说，中国茶文化主于道，韩国主于儒，日本主于佛，主于道，道法自然，故中国茶道注重茶的品饮艺术，即重茶艺；主于儒，儒尚礼仪，故韩国茶道注重礼仪，主于佛，故日本茶道归宗于禅。

 

(三) 茶道的比较

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下面从茶道精神和茶艺两方面对中韩日茶道进行比较。

1、茶道精神的比较

韩国的茶道精神是以新罗统一初期的高僧元晓大师的和静思想为源头，中经高丽时期的文人李行、权近、郑梦周、李崇仁之发展，尤其以李奎报集大成。最后在朝鲜李朝时期高僧西山大师、丁若镛、崔怡、金正喜、草衣禅师那里得到完整的体现。元晓的和静思想是韩国茶道精神的根源，李奎报把高丽时期的茶道精神归结为清和、清虚和禅茶一味。最后由草衣禅师集韩国茶道精神之大成，倡导“中正”精神。总的来说，韩国的茶道精神即敬、礼、和、静、清、玄、禅、中正，其中融合了儒道释的思想，而敬、礼、和、清、中正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

中国的茶道精神源于陆羽《茶经》 “俭”的思想和释皎然的“全真”思想，中经裴汶、赵佶，至朱权而集大成。中国茶道精神可概括为清、和、静、真、俭、淡，老庄道家的思想成分重一些。

日本茶道的精神源于“禅茶一味”，以“一期一会”和“和、敬、清、寂”为根 本。 “一期一会”是佛教“无常”思想的体现，而“清、寂”有着浓厚的佛教意味。日本的茶道精神可归结为禅。

韩国茶道受儒家思想影响最大，故重敬、礼、和、中正；日本茶道受佛教影响最大，故重禅茶一味和清、寂；中国茶道受道家影响最大，故重清、真，返朴归真，任运自然。

2、茶艺的比较

中国是茶艺的发源地，中华茶艺先后形成了煎茶茶艺、点茶茶艺和泡茶茶艺三类形势，三者都传到了韩国和日本。煎茶茶艺在平安时期传入日本，在新罗统一时期传入韩国，但煎茶茶艺在中韩日三国都已绝迹。点茶茶艺在高丽前期就传入韩国，在镰仓时期传入日本，是韩国茶艺、日本抹茶道茶艺的基本形式。泡茶茶艺在朝鲜李朝前期传入韩国，在江户时期传入日本，也成为韩国茶艺、日本煎茶道茶艺的基本形式。自明代中期以来，中国仅流行包括壶泡法茶艺、撮泡茶艺和工夫茶艺在内的泡茶茶艺，煎茶、点茶茶艺消亡。但煎茶、点茶茶艺的某些方面仍保留在韩国和日本茶艺里面，特别是日本的抹茶茶艺，主要源于宋代的点茶。

中华茶艺在当代是清一色的泡茶茶艺。日本茶艺以抹茶(点茶)为主流，煎茶(泡茶)为支流。韩国茶礼则以泡茶为主，点茶为次。中华茶艺重茶的品饮、冲泡艺术，韩国、日本重礼仪形式， “工夫在茶外”。这也难怪，韩国地理环境就不适于种茶，日本西南部条件虽好于韩国，但也不是理想的茶的生长环境，故无论是茶的产量还是质量都无法与中国相比，他们不能象中国人那样可以品尝种类繁多、风味各异的茶叶，故只能在茶道器具，茶道的程序和礼仪上花样翻新，日趣繁复。

中国茶道重茶、重艺，韩国茶道重礼、重仪，日本茶道重礼、重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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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以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