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北京，三千年中国看西安，五千年中国看山西”。翻开中国山西的历史，仿佛打开一坛浓的化不开的老陈醋。

    为了寻找骆驼之路上先人的足迹，我们于2005年7月，怀着一种疑惑而期望的复杂心情来到明清时期名震全国的晋商之乡——山西。从西安出发坐火车至平遥，需要十多个小时，看着窗外一望无垠的玉米地，矮小的平顶砖房，谁也无法想象电影里的乔家大院的辉煌能与此有何瓜葛。叹斗转星移，时过境迁。。火车到站，找一人力车夫拉们进入神秘的古城平遥，一刹那，光芒四射的古城墙把我们的心震得咚咚响，仿若梦中。

    难怪余秋雨先生感叹“抱愧山西”，他说：“看来，山西之富在我们上一辈人心目中一定是世所共知的常识。我对山西的误解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唯一可以原谅的是，在我们这一辈子，产生这一误解的远不止我一个人”。未到山西前，我对此段话还存在很多疑惑，直道今天，才深深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这座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原以南90千米的古城，城墙原是公元前9世纪东周名将尹吉甫用土砖筑成，迄今已有2700多年，明洪武三年（1370年）重建为现时所看到的砖墙结构。墙中有墙，除古城墙外，每个家院、商号都有其独特的院墙，院内均用青砖铺就。每家每户正院顶端均置有一口大的水缸，并养植一些花草，给古朴的庭院带来春意盎然的勃勃生机。

    平遥古城于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古城中国汉民族城市，它保存了中国所有特征，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副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花卷。”

    晋中大院是历史的浓缩，其中蕴含着山西人的精明和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货币天下行”的“日升昌”票号成为中国银行发行汇票的先河，乔家借钱给当年的慈禧太后以解国危的壮举，便可略见一斑。直到现在，研究商业的人如果对晋商不去了解，就不配称为一个真正的学者。

   山西商人历史悠久，早在两汉就有记载。但真正兴盛而成为国内一支著名商帮，则始自明代，盛于清。主要原因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商品需要通过商人的中介作用销往各地；二是自明清以来政治军事或经济地理的因素，为山西商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应该说盐、铁是山西商人向外扩张的重要条件，丝绵生产和明代北部边镇驻军粮饷更是为山西商人的发展提供契机，边地的茶马市、西茶市又给山西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山西不出产茶叶，但有一个与山西接壤的广阔茶叶消费区域。这个区域，在明代和清代都是生活必需用茶的地方。山西茶商在全国人口20％多的地区和土地面积一半以上的广阔区域活动，垄断和操纵着边疆各地区的茶货贸易。

    按茶叶采购的区域来分，大体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明末清初，主要采购汉中和四川之茶；第二阶段在清前期，采购湖南安化、福建武夷、浙江建德、安徽霍山等地之茶，以湖南安化的资江为盛，湘潭则为大转运码头；第三阶段自清乾隆、嘉庆以后，主要采购湖南和湖北交界的蒲圻，临湘一带的茶叶。茶叶通过外茶商和内茶商的共同合作，销往我国的边陲地区和沙俄。

    山西人可以说是最早采用机械压制砖茶的，“其原料多为二茶或三茶，茶叶长约一寸，味强，一般称为老茶。压力多为木制平压机”，“其压制法极为幼稚，置茶于蒸笼中，架锅上蒸之，倾入模型中，置木架压榨器中，借杠杆之力压之。移时，在模中托出，放于楼上，听其自然干燥。“采出茶入锅，用火炒，置布袋揉成，收者贮用竹篓。稍粗者甑软用。稍细之叶，洒面压成茶砖，贮双竹箱，出西北口卖之，名黑茶。”

    山西人之精明，还表现在他们的诚信和敬业。在平遥，年轻的人力车夫为我们拉车整整半天时间，一边为我们解说平遥的历史和现状，一边为我们查找资料提供路径导向，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时间开支。临别时，我们给他五十元钱，他执意不收，只收了他应得的二十元。大体这就是山西商人的为人之道吧。中国人说，经商的成败与为人如何至关重要。

    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邓九刚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晋商》节目时说：“他们（晋商）诚心诚意的对待顾客，他们那种敬业精神，使他们在语言的掌握方面，都达到了这种令人吃惊的程度。我过去采访山西商人，老的山西商人，和他聊天，说着说着，说到激动的时候，语速快的时候，他情不自禁的把汉语变成蒙古语，就是说蒙语变成了他的母语了。

    他这个山西人无论从外形，还是心理、语言，几乎就是蒙古人。这是因为他从小，从14随学徒，掌柜的就把他放在草原上，字号就要求他，在草原上要习蒙俗，用蒙语，对顾客要尊重，要掌握顾客的心理，这你才能战无不胜。他这个商业为什么比人击不到它，无法排挤它，他和顾客的关系达到这种程度。”

    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合格的山西商人，还要学习一些中草药知识、针灸知识。以见牧民有病了，给人家看看病，搞点中草药，给人家针灸一下，他病好了非常感谢逆，互相之间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

    山西土地贫瘠，晋中大院的兴建并非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而是通过多代人的努力才有今日所见到的规模。如果略微探究一下这些大院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院落的第一代主人，在走西口之前，几乎全是一些在家乡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像曹家的祖先，是推着独轮车卖沙锅的；常家的祖先，在张家口摆摊卖布；而乔家的祖先乔贵发，刚到蒙古草原时甚至连小贩都算不上，他靠卖苦力，给别人拉骆驼为生。

    乔贵发第六代孙乔挹青说：“一开始去包头的时候，乔贵发一分钱都没有，就全是靠苦力打工。后来挣了一些钱，当是当初买卖做得也不是很好，于是他又回到老家又开始种地。

    他在包头的那个小买卖，就请一个姓秦的老乡在那守着。乾隆二十年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机遇。那年是粮食丰收，老秦那个时候感到粮价很便宜，就收购了大量黄豆、玉米这一些东西，为的是以后磨豆腐，生豆芽。因为价钱比较便宜，就存了一些，没想到第二年天气大旱，一旱后大庄稼种不下去，只好种点儿小秋。黄豆值钱了。买卖有了转机，于是老秦有把老乔叫到了那儿。两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点模样，有点规模了。“

    山西商人经营茶叶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在恰克图模样的中国商人有二十多家，其中只有两家是非山西籍的，一家是北京的，一家是新疆的。剩下的全部是山西人就是说恰克图贸易是由山西人垄断的。整个茶叶贸易的路线，当时有三个重要的。恰克图是第一大市场，第二个史海拉尔市场，这是东北方向，西北方向是塔尔巴哈台，塔城市场，就是现在阿里山口往西区的市场。

    茶商的势力和财富，也改变了山西人的观念，当时山西流传这么一句话：“当官入了阁，不如草票庄上当了客”；“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茶商之地位可见一斑。

    为追踪千两茶经营者的足迹，我们来到了祁县渠家大院博物馆。这个于1996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的博物馆，是渠家大院的产物，渠家以经营茶叶发家，其所经营的长裕川茶号也是当时晋商中最大的茶庄之一，所谓“长裕川声明卓越，三晋源汇通天下”，这是对渠家两国大茶号的诠释。渠家在祁县修建了几十个大院，有“渠半城”之称。

    在渠家茶叶博物馆内存列着晋商监制的“宏源”川字牌青砖茶和千两茶模型，这不禁使人想起《乔家大院》剧中行走在戈壁沙漠上骆驼古道以及乔致庸头顶烈日，足履灼沙，栉风沐雨，把一支支、一片片茶砖运往恰克图的艰难情景。

    游过了太原平遥和渠家大院，不能不到乔家大院看一看它的淖约风姿。“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是对乔家巨富的形容。乔家是典型走西口发迹致富的巨贾大商，当年主要在恰克图、包头等地与蒙古俄国进行先有、毛皮的交易。最盛时，经营店铺十九家，员工四五百人，还有两个大票号“大德通”、“大德恒”。

    乔家从发迹到衰落，传了七世。第一代乔贵发为创业者，发迹于包头。乔贵发有三个儿子，其中乔全美是第三个儿子，他继承了乔贵发的基业，创设了包头“复盛公”。桥全美又生了两个儿子，二子乔致庸，是如今所存乔家大院的主人。乔致庸年轻时奇文经商，由于他重诚讲信，善用人才，事业得以辉煌发展。乔家家规很严，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妓，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1938年9月，因不堪日本军队的骚扰，乔家举家老小六十多人迁离故土，再也没有回来。乔家堡因大院而闻名，却永远也想不到，有一天自家的宅院竟支撑起一座城市的名气。

    1840年，帝国主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国家主权的丧失，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晋商纵是有千般解数，也难以施展，在与外商的商贸活动中，已无平等竞争可言。非但如此，清政府为避免因商畔而引起的争端，又往往对晋商进行压制。晋商在这双重压迫下，商贸活动锐减。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调节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打开了侵略中国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以及内地采购和设厂制造茶叶，打击中国茶商。洋人利用机械生产茶叶，生产成相对较低，对晋商的茶业造成了威胁。民国时期，晋商的辉煌终于结束。

    晋中大院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背影，时至今日历史的辉煌如同大院青砖瓦上的那抹余辉终将退去。倘若你到晋中，对富贵的感觉便会更深一层，正如当地人对财富的看法一样，一样的平淡，大概是他们见多了财富的变更，便有了一份超脱于从容，昔日“富甲天下”的荣耀已悄然逝去，自得其乐的生活似乎成就了当地人的达观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