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国的建立和发展，极大整合了云南的茶资源、茶文化，推动了云南茶叶的种植、加工和贸易，并形成了较为普及的云南饮茶习俗，也即云南茶文化的雏形。而这种习俗，到宋大理国时期更是得到更为积极的发展和传播。

当然，云南古代茶文化在大理的初步整合与形成，除了南诏大理国时期政权稳定、经济繁荣外，还与大理所处的特殊自然地理位置，以及这种地理位置带来的文化交融有着紧密关系。如果我们对照历史脉络和地图就会发现，无论是南方丝绸之路还是滇藏茶马古道，有一个重要的节点是无法避开的，这就是大理。

 

如此特殊的地理节点，让大理早在唐宋年间甚至更为久远的年代，就成为商旅、马帮南来北往的重要物资集散地，更是一个来自各个地方的颇具差异性的多元文化汇聚地。当两条古道在大理相遇，呈十字型交错后，各种文化在大理交汇融合，碰撞并迸发出别样火花，因此大理也有“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之称。

南方丝绸之路是比丝绸之路更早出现的陆上大通道，一头串联起四川乃至更为广阔的中原大地，一头串联起印度以至范围更为宽广的南亚、西亚一带。华夏文明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通过大理，在这条细细的纽带上双向传播，现今我们在大理的许多地方，都可以找到这种这些文明在南方丝绸之路上传播，以至落地生根，与当地文化交汇融合留下的烙印。

至迟出现在唐初的滇藏茶马古道，从出现之日起就是连接起滇南边地与藏区的大通道。当产于“银生城界诸山”的茶叶被运到大理后，商队马帮经丽江、中甸、阿墩子（德钦）可抵达西藏，又带着西藏的马匹、土特产品、药材等回到大理。

因此，滇藏茶马古道自古以来，就是连接起云南边地与藏区的大通道。在这种区位优势下，发端于四川的中国古代茶文化，可以通过起点为成都的南方丝绸之路传到大理；产于“银生城”广大地域的茶，可以通过滇藏茶马古道经景东、巍山运到大理；两条古道沿线各民族的饮茶习俗，自然而然地也可以传到大理。

 

特别是连贯产区与销区的滇藏茶马古道，连接起了包括布朗族、拉祜族、彝族、白族、回族、藏族、汉族等众多少数民族，沿线可以看到迄今还存在于生活中的布朗族酸茶、彝族烤茶、白族三道茶、纳西族盐巴茶和“龙虎斗”、藏族酥油茶等各种原始而丰富的饮茶习俗，所以这不仅是一条茶叶运输的大通道，还是原生态茶文化展示的大走廊，既有内地影响又有独特民族地域特色的多元饮茶习俗。

所以，当南诏国政权建立起来后，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以及地理位置上的特殊优势，云南古代茶文化在大理首次得到了整合与萌发。

特别重要的是，在唐南诏国、宋大理国两个地方政权延续统治的500多年间，佛教成为这里的文化主流。汉传佛教、印度佛教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从南北两端传到大理，藏传佛教也通过滇藏茶马古道从西北方传到大理。三种佛教在大理的交融，使得佛教在大理地区广为传播并盛极一时，让南诏大理国呈现出诗一样美妙，童话一般美好的文化景象，以至大理被称为“妙香佛国”。佛教的传播和兴盛，更是为云南古代茶文化的初步整合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