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茶简史
三国时魏·吴普《本草、菜部》记有：“苦菜一名荼，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上述记载中的“荼”即古茶字,“益州”系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尝羌臣服于汉，武帝赐以金质“滇王之印”，建立滇国，封尝羌为滇王，以滇池为中心。设益州郡，郡治在滇池县(今晋宁县的晋城)领27县，包括今曲靖、玉溪、昆明、大理、保山等地(州市)的辖区。东汉明帝时在滇西设永昌郡之前，先设西部都尉，仍归益州节制。汉献帝建安19年(公元214年)设庲降都尉于今之曲靖，统辖益州、朱提(今昭通一带)、兴古(今文山，红河州部分地区)、永昌(今保山和临沧地区)、云南(今大理和楚雄部分地区及云南东南部及贵州南部)、越(今四川西昌和云南丽江及楚雄部分地区)七个郡。可见两汉时滇治均属益州管辖。故吴普《本草、菜部》所称益州主要是指现今云南所属之地。
三国时期南中茶子
《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有“平夷县，郡治有珧津、安乐水，山出茶、蜜”的记载。据吴觉农《茶经述评》载：“平夷县约当今云南富源县地。”平夷县距当时南中的中心味县(今曲靖)140里。
唐·陆羽《茶经·七之事》(公元775—780年)载：“晋傅巽《七诲》：“蒲桃、宛柰、齐柿、燕粟、垣阳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极石蜜。”南中系东汉末时对今全滇和黔西北、川西南的总称。诸葛亮平定南中后，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改益州郡为建宁郡，郡治由滇池县移至味县，统管南中之地，味县遂成为当时南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傅巽以南中茶子与当时国内外名特水果等产物(宛柰即大宛国的苹果，西极石蜜即天竺国的冰糖)并列，可见云南茶子当时已有盛名。
滇茶简史（四）
唐宋时期茶出银生城
唐·樊绰《蛮书·管内物产第七》(公元864年)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银生城(今景东县)界诸山，即今景东、景谷及其以南之地。蒙舍蛮系唐代洱海附近居民的六诏之一的南诏，居住在今巍山、南涧县境。
清·阮福《普洱茶记》(1825年)中有“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的记载。西番指今西藏、四川等地的藏族。
南宋·李石(约12世纪中期)《续博物志、卷七》载，“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
上述记载说明唐宋时期云南产茶集中在滇南，采制粗放，饮用方法都是加上香辣等配料煮饮。并且可知当时云南茶已销往西藏等地。
滇茶简史（五）
明代名茶问世
明·冯时可《滇行纪略》(16世纪下)载，“楚雄府城外石马井水，无异惠泉。感通寺茶，不下天池伏龙。特此中人不善焙制尔”。按：感通寺茶系指大理感通茶，惠泉指天下第二泉——无锡惠山泉，天池指明代江苏苏州的天池山产的名茶，伏龙是指浙江古会稽名茶之一种，亦称卧龙。
明·万历年间谢肇淛《滇略》载：“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 明末(1639年)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滇游日记》载，“中庭院外乔松修竹，间以茶树，树皆高三四丈，绝与桂相似。时方采摘，无不架梯升树者。茶味甚佳，焙而复爆，不免黝黑。”日记中还提及过顺宁府时住梅姓老人家，主人以云南府所产名茶——太华茶招待。
上述记载表明，普洱茶之名始见于明代；云南已有名茶出现，焙制方法未臻完善,大叶种茶树须架梯采摘。
清代普洱茶名重天下
方以智《物理小识》(1664年)载：“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最能化物与六安同。”
刘健《闻夜录》称：顺治18年(1661年)3月在北胜州(今永胜县)与藏人互市茶马，当年人藏普洱茶三万担。
张泓《滇南新语》(1755年)载。“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
曹雪芹《红楼梦》第63回记述：“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说，该焖些普洱茶喝，袭人、晴雯二人忙说，焖了一茶缸子女儿茶，已经喝过两碗了。”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1765年)载：“普洱茶大者一团五斤，如人头式，名人头茶……每岁人贡，民间不易得也…普洱茶清香独绝也。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
王昶《滇行日录》(1768年)载：“普洱茶味沉刻，土人蒸以为团，可疗疾，非清供所宜。”
吴大勋《滇南闻见录》（1782年)记有：“团茶产于普洱府属思茅厅地方，茶山极广，最为有益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它茶为独胜。”
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一》 (1799年)称：“普洱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
师范《滇系·山川》(1807年)载：“普洱府宁洱县六茶山：曰攸乐，即今同知治所；其东北220里曰莽芝；260里曰革登；340里曰蛮砖；365里曰倚邦；520里曰漫撒。山势连属，复岭层峦，皆多茶树。”
阮福《普洱茶记》(1825年)有“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的记载。
雪渔《鸿泥杂志·卷二》(1826年)有：“云南通省所用茶，俱来自普洱。”
段永源《信征别集·卷下》(1867年)载：“朱继用又言：思茅厅地方，茶山最广大，数百里间，多以种茶为业，其山川深厚，故茶味浓而佳，以开水冲之十次，仍有味也。而归其名于普洱府。其实普洱之茶，皆思茅所产也。”
光绪末年(1908)顺宁府太守琦磷号叔敏与当地知名人士陈晓峰倡导种茶，引种双江勐库茶子，初种于城后凤山，蔚然成园。此后即推广普及全县。
上述清代茶事记载表明：云南普洱茶产、制、运销的盛况，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钱粮；滇西南双江、凤庆等地的茶区在发展；普洱茶及其茶膏具有多功能的药理作用，故普洱茶名重于天下，不但士庶所用皆普茶，京师尤重之。所谓普洱茶，即记载中的饼茶、团茶，女儿茶等皆属之。今天的沱茶、紧茶、方茶、砖茶以及各级滇青皆属普洱茶。但与现在广东、湖南、四川等省将茶叶经过陈化处理而成的“普洱茶”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关于云南六大茶山，经考证，应是攸乐、葬芝、革登、蛮砖、倚邦、漫撒六山，位于澜沧江东岸，除攸乐山在今景洪市境，其余五大茶山均系今勐腊县境内。
民国时期茶事先兴后衰
民国年间，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校长为景谷县乡绅纪襄廷题词“景谷之茶，衣食万姓。庄硚（音）之后，在公一人”。当地人立石树碑于县内以表其功德。(按纪为清咸十年间人，对发展景谷茶叶生产卓有成效，群众深受其益，故立碑纪念。今景谷青毛茶是全省收购标准的标准样，属于国家商业部主管标准样之一。)民国三年(1914)9月30日征集参加美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陈列品中，有云南宁洱县糯茶一封，那次云南陈列品总值银元2000元，其中茶叶类值30元。
民国五年(1916)云南沱茶首次定型加工为现在的碗形沱茶，这是经历了多年的储、运、销售工作实践，几经演变而形成的造型，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碗形窝部有通风透气，防止霉变的作用，成为畅销国内外品种之一。当时下关永昌祥沱茶负有盛名，因其配料有特点，取勐库茶香味浓厚，凤山茶兼具外形美观之优点，故产品盛销多年不衰，为其它牌号沱茶所不及。
民国九年(1920)在昆明设立云南茶务讲习所。
民国十二年(1923)在佛海县南糯山设立云南省立第一茶业试验场
民国十四年(1925)柴萼《梵天庐丛录》记有，“普洱茶产云南普洱山，性温味厚，坝夷所种．蒸以竹箬成团裹，产易武、倚邦者尤佳，价等兼金。品茶者谓：普之比龙井，犹少陵之比渊明，识者韪之。”
民国二十一年(1932)7月22日征集参加美国芝加哥博览会土特产陈列品中有宜良宝洪茶。博览会展期是1933年6月1日至11月1日。
民国二十六年(1937)，全省产茶19．6万担，是民国时期最高年产量，出口9224 公担，价值国币31．63万元。
民国二十七年(1938)
民国政府经济部所属中国茶业公司与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合资，创建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即“省茶司”前身)。于12月16 日式成立。办公地址设在昆明威远街208号。
“省茶司”与东陆大学订立茶树栽培实验合同，对云南茶树品种与国内及印度锡兰品种进行比较试验。同时对变种进行分离试验。
云南茶界人土郑鹤春、汤惠荪、蔡无忌、沈士华等筹建中国茶叶学会云南分会，从事学术考查研究。
民国二十八年(1939)
1月，“省茶司”派员赴顺宁县城郊筹建顺宁实验茶厂(风庆茶厂前身)，采取边建边投产的办法，当年试制成功工夫红茶348担，定名云红，开云南机制红茶之先河，运交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设在香港的富华公司转销伦敦，以其品质优异，获伦敦市场茶师的高度评价，云南红茶在国际市场初露头角。“省茶司”租用宜良县老洪山、团山等地的土地2000亩作推广示范茶园，与省合作事业委员会，富滇新银行组成茶叶合作社，分工负责：合委会管行政，富行管贷款，公司提供技术设备和种苗。划出500亩为公司示范茶园，设临时制茶所加工产品。
“省茶司”与省建设厅共同举办茶叶技术训练班，招收高中毕业学生40人，学制两年，讲课地点在昆明大麻咀，实习地点在宜良临时制茶所。
民国二十九年(1940)
春，组成佛海茶叶服务社，资金总额国币25万元，富滇新银行和“省茶司”各出资 6万元，省经委承担13万元。缪云台为理事长，梁宇皋为常务理事，范和钧任经理，彭克麟任副经理。
4月9日，“省茶司”采纳富华公司建议，将云南红茶“云红”之名改称“滇红”。从此“滇红”之名沿用至今。
9月，正式成立佛海实验茶厂(勐海茶厂前身)，除加工红茶外，还收购和加工紧茶、圆茶等。
民国三十年(1941)
春，“省茶司”与蒙藏委员会代表格桑泽仁订立合约，各出资国币15万元，在下关建立康藏茶厂。
5月19日顺宁地震，厂房震裂，略有损失。
佛海实验茶厂的绿茶销印度78箱，销缅甸56箱，七子饼茶销泰国462担，通过仰光销香港红茶183箱。
民国三十一年(1942)
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云南茶叶出口路阻，外销无望。内销运输也感困难。11月，“省茶司”股东会议决定压缩经营规模，规定顺宁厂转产内销茶为主，全年仅安排加工红茶50—100担，绿茶90担，沱茶106驮；佛海厂邻近缅甸的景栋已有战事，故决定停产疏散，11月，范和钧率领员工20余人，撤离佛海返回昆明。
民国三十二年(1943)
1月，宜良实验茶厂停产裁员疏散。
8月25日，中国茶业公司退出全部股金70万元，终止股东关系，仍与“省茶司”维持业务往来关系。
民国三十三年(1944)
云南富滇保险公司投资到“省茶司”董事会改组，缪云台继任董事长，改公司名称为云南中国茶叶贸易公司，重新申请注册登记，领得经济部新字第787号执照。
民国三十四年(1945)
抗日战争胜利后，佛海茶厂要求复业，“省茶司”通知，原则上不制红茶，如就地能自销则可，有条件可制白茶调昆明。
康藏茶厂股东蒙藏委员会退股，茶厂由“省茶司”独资经营。
民国三十五年（1946）
货币贬值，农村凋敝，百业萧条，茶叶滞销，茶价猛跌。“省茶司”资金缺乏，无力经营，遂并入云南人民企业公司，靠茶叶抵押贷款勉强维持业务。职工纷纷离散，最少时只剩职工10余人。
民国三十六年(1947)
“省茶司”经理郑鹤春辞职，董事会聘任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专员刘云阁为经理。
民国三十七年(1948)
4月，康藏茶厂改名为新康藏茶厂。
民国三十八年(1949)
时局动荡，物价飞涨，“省茶司”业务清淡、经营所得仅能维持职工生计。
滇茶简史(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1950年
3月9日，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以刘洁为首，冯俊发、杨秉葵参加的军事代表进驻“省茶司”实行军管。经过清理核查账务、物资和人员等事宜，于5月31日造册登记，办理交接手续。任用原经理刘云阁为经理，原有职工全部留用。
9月，奉“总公司”和西南区茶叶办事处通知，改公司名称为中国茶业公司云南省公司，属国家贸易部系统。“
省茶司”和下关茶厂共熬制普洱茶膏42担，支援西藏军民。
大量收购私商存茶以供市场需要，计收购昆明区795担，下关和顺宁区3500担，景东区7 200担，双缅区5100担，共1 ．65多万担。
1951年
国家农业部、贸易部(51)贸雷联字第137号文，关于茶业的农贸分工问题的通知，略称：农业部管茶叶生产的实验研究、推广，改良及初制工作；中国茶业公司系统管收购、精制和贸易业务、贸易部门将现管初制工作移交农业部门管理。
8月，在昆明物资交流会上购进永昌祥、成昌和同庆三家私营茶号的沱茶500担，以解决其资金周转困难。根据“总公司”确定的茶叶分配原则：“扩大苏新销，掌握边销，调剂内销”，顺宁茶厂积极组织红茶生产，以供出口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鼓励私商加工内边销茶，“省茶司”予以收购供应市场。
国家贸易部为加强茶叶质量管理，实行产地检验。
重庆商品检验局在云南设立茶叶产地检验组，先后派员至顺宁、下关和佛海茶厂，实行驻厂检验。
1952年
贯彻执行国家扶植茶叶生产的方针，按规定照收购茶叶投放资金总额的1％提取茶叶改进费，用于改进茶叶事业的开支，执行一年后停止。
“省茶司”收购茶叶分三种方式：自设厂站直接收购，委托合作社代购和公私联购．为照顾私营茶商的零售利润收入，批零差价由原来8％调高为12％，批发起点由原定的20斤降为10斤。
顺宁县成立红茶推广队，县委书记任大队长，顺宁茶厂吴国英任副大队长，组建36个初制所，每所派驻队员一人指导技术，制订红条茶初制工艺，是云南推广红茶技术的良好开端。
1953年
茶厂资金由供给制改为资金、费用、劳动、利润和加工五项定额管理制，允许私营茶商经营零售业务，不准经营批发业务。
“总公司”指示减少红茶生产转产绿茶，同时确定不收级外红毛茶。并强调谁多收谁负责，年终总结这是误认为库存过大的失误。
私商在茶区以物易茶，进行不等价交换，在佛海两盒火柴或一个土碗换一斤茶，一驮盐巴换两驮茶。在云县、缅宁私商收购茶叶普遍使用16~28两为一斤的老秤。
1954年
全面开展对私营茶叶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限制私商进入产区收购茶叶，以割断资本主义的城乡经济联系，实行全国茶叶统一收购、计划分配，私商经营的茶叶，一律纳入国家计划安排。从此茶叶属于“中央掌握，地方保管，统筹分配，合理使用”的农副产品之一。为使茶叶生产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并解决茶农产前生产、生活资料的需要，国家实行预付收购定金的办法，采取集体多付，个人少付，农场不付的原则，开始执行典型开秤，民主对样评样。茶区收购点在春茶开秤收购的第一天，摆出国家收购茶叶标准样及评茶计价办法，邀请当地政府领导和茶农代表一起对照样品评定收购茶叶的等级，以统一标准，减少偏差。当年即按此标准评级计价，从此主产茶区每年照此执行。
1955年
“总公司”指示，开展收购野生茶和大树茶，以补充国家茶叶货源。云南发动茶区群众找荒茶、报荒茶活动。在德宏州的盈江、莲山和瑞丽等县境内发现了大量的野生大树茶。
1月19日，“总公司”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推销局联合通知，要求产区今后的茶叶收购，应逐步委托合作社全部代购，各省要及时签订代购合同，恢复茶叶改进费提取办法。
1956年
4月11日，省财贸和农林办公室批示，明确全省茶籽收购调拨计划，由省农业厅和省外贸局联合统一下达，具体的收购调拨工作由“省茶司”办理，完成对私营茶叶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茶叶实行业公私合营。昆明市私营茶号：复聚、华胜、颐和、益诚、永兴和顺利六家共有资产1，29万多元，资方及劳方人员85人，全部纳入昆明茶厂实行公私合营。扩大红茶产区，由原来风庆、勐海两县扩展到昌宁、云县、双江和临沧四县。“省茶司”和风庆勐海两茶厂抽出技术员工100余人，并雇请安徽、江西技工50多人分赴四县指导技术和筹备改红事宜。当年新建红茶初制所78座，推广揉茶机428台，有800多茶农学会初制红茶技术、制出红茶3．94万担，比1955年增长一倍。为照顾改红区群众的利益，实行收购红毛茶放宽半个等计价；对于制坏了的过失红毛茶，以不低于其原料可制成的青毛茶价格予以收购。实行采，制茶工补贴粮办法，供应标准为：凡交售一担红毛茶售给粮食32斤，一担青毛茶售粮20斤，一担粗茶(含南边茶)售给粮15斤。筹建临沧茶厂以适应红茶产区扩大，产量增长、加工任务增大的需要。
1957年
双轨评茶计价法在凤庆试行，即：收购红毛茶按内质外形分别定级，各半计价的方法。
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茶叶自由市场，规定茶叶属国营商业统一收购的农产品之一，未完成国家计划之前，不准进入自由市场。茶农超计划生产的茶叶或自留饮用有多余的茶叶，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自行销售，但售价不得高于当地国家的销售牌价，也不准长途贩运。部分茶农惜售，“省茶司”编印宣传品，动员茶农卖存茶，节约自饮茶，将多余的卖给国家．
“省茶司”直属的风庆、勐海、下关和临沧茶厂的人事管理权下放到专州、县分级管理。
省农产品采购局(57),滇会财办电报通知：“省茶司”下属思茅、临沧及昭通支公司，由采购系统移交给合作系统管理。
1958年
废除青毛茶按生产季节命名的成规，将原来称为春尖、春中、春尾、二水、谷花、底茶等茶名，一律不分季节而按质量分为五级十等。
2月，在昆明麻园省合作干部学校举办全省第一次规模较大的评茶训练班，产茶区收购人员100余人参加学习，时间一个月，讲授课程有茶叶产制，评茶技术以及业务知识。这次培训的人员，多数成为以后茶叶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风庆茶厂组织曾绍秋等人在华严庵初制所试验分级红茶(红碎茶)工艺和机具。临沧茶厂也同时进行初制红条毛茶及红碎茶的工艺技术革新试验，参加试验的人员有国家第二商业部祁曾培技师，“省茶司’赵汝锋，临沧茶厂沈柏华等。
茶叶改进费不再由“总公司”统收统配，改为各产茶省自提自用。云南定为按收购投放金额的3％提取，并按省、专州、县三级3：2：5的比例分配，用于茶叶辅导员工资，培训技术人员，茶叶会议及生产扶植等方面。
9月16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视察安徽省舒城县舒城人民公社时说：“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在这一号召下，全省掀起了发展新茶园高潮。
9月19日，风庆茶厂制成超级红碎茶敬献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秘书室复电鼓励，略称：9月19日寄给毛主席的信和超级红碎茶一箱都收到了，谢谢你们的盛意，你们连续制成多种新的茶叶品种，质量跃居世界首位，这是值得高兴的，希望你们继续努力，进一步提高产品的质量，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并增加出口，争取多创外汇，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茶叶税收，将原征收的货物税和营业税合并为工商统一税，税率40％，由精制茶厂统一交纳。
1959年
执行高指标的计划任务，“总公司”下达全省收购毛茶计划25万担。为上年预计完成的147％，采购总值计划为1 236万元，为上年预计完成的177％。茶区在高指标的压力下，实行强采粗搞的办法，全年完成产量26．3万担，收购25．2万担，但茶叶质量下降，茶树生机受损。
1960年
这是“大跃进”的第三年，中共云南省委委托临沧专署和省商业厅共同主持在风庆县召开茶叶现场会，落实“双四十万”任务，要求在这一年内发展新茶园40万亩，生产茶叶40万亩。会后派工作组分赴各主产茶区检查落实情况。七八月间，省财贸办公室多次召开全省茶叶电话会，要求各级政府督促所属茶叶生产收购部门，鼓足干劲．千方百计完成任务。于是各茶区全民上山，大采茶叶，普遍出现“一把捋一抹光头”的采摘法，甚至砍树摘茶，扫落地茶以充任务。年终总结，全年发展新茶园不过10万亩，产量比上年下降两万担，茶园进一步受损。
1961年
全国茶叶产量和收购均比上年陡降60％左右，云南省也基本如此。11月23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在全国蚕茶会议上总结茶叶减产原因时说：“各省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主要是：1、所有制集中到大队，收益分配不能多劳多得，挫伤生产积极性。茶叶大队管不了，小队不愿管，社员不敢管；2、粮食减少，茶区缺粮，茶叶被粮食生产挤掉； 3、收购指标超出实际可能，茶树成了三柱香(光丫枝)，生产下降严重。云南全省茶园由上年的62．82万亩锐减为46．7万亩，一年之间减少16万亩。
1962年
贯彻执行1961年全国蚕茶会议所定的方针和政策：“固现有，制止破坏，积极恢复，提高单产和质量，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发展，力争在三年内使数量和质量恢复到1957年水平。”同时调整政策：1、茶园所有制基本上为生产队所有，除上交大队部分外，余归生产队分配；成片茶园大队所有；分散茶园归生产队所有；房前屋后自留地茶园归社员所有。大队茶园长期归生产队经营和收益分配，新茶园谁种谁有，荒山野茶谁采谁得；2、粮茶关系仍按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在粮食不足的地方，以茶养稂；粮食能自给的，茶粮并举；茶区吃粮水平不能低于邻近产粮区的水平；3、茶叶税收，产茶征茶。不收代金和粮食，征购粮食要减除茶园面积计征；4、实行收购茶叶奖售粮食，每交售茶叶一担，奖售粮食50斤。开始实行收购茶叶奖售政策，奖售物资有粮食和棉布。
1963年
收购毛茶实行价外补贴20％。
1964年
1月，“省茶司”在宜良召开全省茶叶会议，参加会议有29个产茶县的外贸、供销合作及民贸系统和茶厂的人员。这次会议目的是加强收购，加快恢复茶叶生产。“并着重布置贯彻以施肥为中心的加强茶园管理，提高单产；继续执行奖售政策；严禁茶叶自由上市以利增产增收。
遵照国家外贸、农业、商业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四部联合指示，在勐海茶厂进行分级红茶的科学试验．省外贸局派冯治民为组长，组织有关部门参加，经过半年的试验，获得初步成果。8月，“总公司”在勐海召开全国分级红茶现场会，交流经验，推动了云南红碎茶生产的发展。
1965年
响应中共中央大办样板田的号召，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亲自抓保山县老营万亩茶样板的建设工作，促进了全省茶叶生产的发展。全省茶园面积当年猛增18万亩，产量和收购量也走上了稳步增长的轨道。为此，12月21日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中共西南局农村工作办公室和云南省科委联合工作组以《创业山万亩新式茶园样板——中共保山地委运用样板推动经济林木》为题发表长篇通讯，《云南日报》编辑部按语略称：为保山地区树立了样板，同时也为其它地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1966年
5月，恢复省茶叶专业公司建置，从原来中国茶叶土产进出口公司云南分公司划出，成立中国茶叶土产进出口公司云南茶叶分公司。
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7年
“省茶司”进驻军事代表，督促执行“抓革命促生产”。
9月下旬，“总公司”在郑州召开“利用修剪茶树枝叶”座谈会，要求利用修剪茶树枝叶作为边茶原料。由于当时贯彻执行质量验收制度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关、卡，压，加以批判。因此收购不讲质量，收进了无用的粗老茶、野生茶、甚至假茶近万担，积压在库多年，最后作财产损失，报销敷数十万元。
藏销紧茶原为带把的心脏形，使其包装有空隙，以利通风透气，在驮马长途运输中有保质作用。鉴于运输改用汽车火车后，运输周期缩短，保质条件改善，同时为了便于使用机械制茶减轻劳动强度，经征得销区同意和“总公司”批准，将带把心脏形紧茶改成长方的砖块形紧茶，其配料和加工工艺不变。从此紧茶形状演变为现在的砖块形。
1968年
“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斗争继续深入扩大，职工思想混乱，认为“抓革命保险，抓业务危险”。因此，这一年茶叶加工、销售和出口数量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锐减。1965年全省茶叶加工12．7万担，省内销售5．5万担，出口5．2万担，本年则分别降为7．2万担，3．5万担，3．17万担。
1969年
11月，执行省革命委员会指示，“省茶司”下放职工29人到思茅的省第四“五七”干校，脱产摘、斗、批、改，留下坚持业务工作的仅有11人。
1970年
12月，根据省革命委员会118号文件的要求，将原隶属“省茶司”的凤庆、勐海、昆明、临沧、下关、宜良六座茶厂的管理体制以及代管的昌宁、新平、景谷茶厂全部下放到县(市)直接管理，与“省茶司”完全脱钩。
1971年
二季度，调整内、外贸经营分工，将“省茶司”的茶叶收购及内边销业务，连同有关职工移交给省商业局贸易公司管理，属内贸体制；省对外贸易局先后将茶叶出口业务并入省土产和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管理，属外贸体制，出口货源由省贸易公司提供。
1972年
5月，原由思茅第四“五七”干校转至云县插队落户的“省茶司”职工，调回省外贸局分配工作。
6月，省外贸局收回1971年移交给省商业局贸易公司的全部茶叶业务及部分职工，从而全省茶叶的内外贸业务经营又归口外贸管理。
1973年
“省茶司”开始办理自营出口业务，当年出口普洱茶204担，创汇1．63万美元。从此积累出口业务经验，依靠自身力量，开拓云南茶叶的国际市场。同时又将部分出口茶叶按照“总公司”安排的调拨出口计划，调给上海和广州两口岸的茶叶公司办理出口。于是云南茶叶出口渠道实现了自营与调供出口齐头并进。省外贸和商业两局联合通知，关于委托代购毛茶的质量验收，实行一次验级有效的办法，即代购单位按收购时所定等级原收原交。据西藏消费者反映，下关茶厂调藏紧茶，饮后头晕，血压不稳，甚至有呕吐现象。
精制茶厂体制下放到县(市)管理以后，各主产茶区县即纷纷自筹资金新建精制茶厂，这一年，云县、盐津、龙陵等县率先筹建，此后各产茶县纷纷建厂有如雨后春笋。
1974年
4月，全国茶叶工作会议提出：茶叶生产要有个大的发展，速度要加快；要求到1980年在全国发展100个年产茶5万担以上的县。省外贸和农业两局于7月3日至13日在风庆县召开全省茶叶会议，规划了到1980年全省实现凤庆、云县、景东等12个5万担县，永德、双江等14个年产茶3万担以上的县和22个年产茶万担以上的县．从而在全省又一次掀起发展新茶园的高潮，其中以红河州发展规模较大且有成效。“省茶司”率先在昆明跑马山破土动工修建仓库六幢计6000平方米，为省外贸系统建设跑马山仓库群的通路、通水及通电话提供了条件。
1975年
西南四省联合组织调查藏销茶叶市场情况，了解到下关茶从1973年调供西藏紧茶，群众反映意见的原因：主要是紧茶由销牧区而改销农业区，群众不习惯，饮用时投茶量过多，茶汁过浓；同时那批茶的原料后发酵不足，配料又偏大了大树茶的比例，因而产品滋味苦涩不醇，使人饮后有不良反应，这与下关茶厂1974年派人到西藏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
调供出口的红茶首次突破10万担。
盐津茶厂竣工投产加工康砖茶。云南南路边茶首次以成品茶调供西藏。
1976年
“省茶司”就跑马山的一幢仓库因陋就简地增添设备机具改建为茶叶拼配厂，承担出口红茶的拼配任务。
1977年
对“文化大革命”中错误批判的“讲质量是关卡压，讲成本核算是利润挂帅”等进行了拨乱反正，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干部职工：敢于抓工作、抓生产，使云南在遭受48年以来未有过的旱灾的情况下，茶叶产量和收购量仍达到了1976年的水平。
全省茶叶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国家外贸、农业两部和供销合作总社在安徽休宁召开建设五万担县的经验交流会的要求：“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努力推进先进技术，到1980年实现初精加工机械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见大成效。”会议认为原规划宣威、会泽和镇雄三县为五万担县，这是有失于对当地自然气候和茶树品种的考虑；对红河州三年中发展新茶园14万亩的成绩表示赞赏。
1978年
省内外纷纷求购云南大叶种茶籽，茶区瞒产少报，以图自产自销。由于盲目经营，错过时机，茶籽失效，积压257．32万斤，价值68.69万元。
总结1974~1978年5年中全省扶植茶叶生产的外汇贷款共148．5万美元，用以进口发电机组7台，汽车32辆，机床两台，钢材3075吨；同期还通过外贸、商业和供销合作系统提供的扶植茶叶生产的物资计有：钢材1 640吨，发电机组5台，机床2台，汽车73辆，电动机700台，化肥1．25万吨，制茶机械2 747台，各项物资按计划分配到茶区。
中国茶叶学会在昆明召开年会。茶界老前辈吴觉农到会指出，云南、广东、广西和海南省要以发展红细茶(红碎茶)生产为主，扩大出口，增收外汇，为云南茶叶发展指明了方向。
1979年
根据中共中央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农村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云南少数县开始把茶园承包到户经营管理；同时茶叶(除边销茶外)由二类农副产品改属三类，可以议购议销。这是茶叶生产流通体制的重大改革。
茶区1978年积压的茶籽，于二月报请“省茶司”解决，为照顾茶区，“省茶司”承担损失的50％计34．35万元，将茶籽无偿给予农民作肥料使用。
7月16日，省农业、外贸两局联合通知，茶籽改为以销定产的分配原则，凡需要茶籽的单位，无论省内省外，均直接与产区签订合同，不再经省统一下达购销计划。10月，省农业、外贸两局和省茶叶学会，在红河州元阳县召开新茶园密植速成高产学术讨论会，提倡发展新茶园按每亩种茶3000～5000株为好。这次会议促进了全省密植茶园的大发展，是云南茶园种植制度的一次变革。
1980年
12月，省外贸、农业两局和省茶叶学会在昌宁县召开低产茶园改造会，总结交流经验，推广以改土、改树、改园为中心的技术措施，加快了全省低产茶园改造进程。
省政府召开全省茶叶工作会议，要求提高科学种茶水平，加强常规管理，种植覆荫树和发展绿肥，并有计划地分批分期改造低产茶园。
“省茶司”承担省科委和省外贸局安排的“红碎茶初制工艺和机具改革的科学试验”课题，组织省农机研究所及风庆茶厂技术人员参加，在风庆茶厂进行试验，“省茶司”派课题负责人参加工作。
1981年
“红碎茶初制工艺和机具改革的科学试验”课题，在临沧地区茶叶研究所设立试验分点。
省政府批转省茶叶工作会议纪要，在生产上明确云南发展茶叶的方针是：提高单产，提高质量，巩固提高现有茶园，加速改造低产茶园，有条件的地区积极发展新茶园，并要求从本年开始在四年内改造低产茶园40万亩，每年10万亩，每亩补贴改造费10元，由省、地、县三级财政按5：2：3的比例分担。在收购政策上规定：
一、地方国营茶厂实现的利润，内地县在上交省财政33％以后，所余67％作为100以30—50％返还生产单位，以20一30％留给茶厂，具体比例由地(州)政府在上述幅度内确定。
二、地区间调拨毛茶实行调拨补贴，由调入方按1～5级茶每担补贴15元，6～10级茶每担补贴10元。
三、以1978年收购量为基数，基数内交售国家的茶叶按现行奖售标准照奖粮食和化肥，超基数交售国家的级内茶，实行斤茶斤粮奖售并减税率20％。茶叶改进费的分配使用比例改为省、地（州）、县三级为2：3：5的比例。
1982年
经“总公司”同意，“省茶司”从本年起开始办理红碎茶自营出口业务，当年出口红碎茶149吨。
10月，省农业和外贸两局及省茶叶学会在下关联合召开茶叶科技座谈会，交流红碎茶初制工艺技术。
1983年
茶叶工商统一税率由40％降为25％，其中边销茶税率由20％降为10％。
关于委托代购毛茶质量验收办法，改为对照国家标准样验收，实行按批计算，其升降金额的幅度不超过7％予以扣补的办法。11月，由省科委和省经贸厅主持，邀请省内外茶叶专家学者参加，对“红碎茶初制工艺和机具改革的科学试验”成果进行现场鉴定，结果通过鉴定。
“省茶司”鉴于全省咖啡生产发展，将原属生产业务科管理的咖啡业务划出，成立咖啡科专管。
1984年
根据国务院(1984)075号批转商业部《关于调整茶叶购销政策和改革流通体制意见的报告》文件精神，经省经贸厅批准，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照，于11月25日成立云南省茶叶贸易中心。“省茶司”将茶叶和咖啡的内销业务划归中心经营，中心系由“省茶司”联合地方茶厂等单位共同投资经营的独立核算， 自负盈亏的联合经济实体，负有调节供求、传递信息、沟通产销、活跃市场的任务。4月，根据省商业和经贸两厅规定，关于委托代购毛茶的质量验收，改为逐级对照国家收购标准质量验收有效。省政府(1984)云政函113号文件批复关于省内的边销茶购销差价亏损补贴，从本年起，每年由省财政拨款136．6万元，作为供应中甸、维西、德钦、福贡、贡山、泸水、碧江、宁蒗及云龙九县边销茶购销差价的补贴。解决了长期存在的边销茶购销价格倒挂的亏损由“省茶司”和下关茶厂承担的问题。
省茶叶学会从本年起正式挂靠“省茶司”，得到人、财、物力的积极支持，有利开展学术活动。
《红碎茶初制工艺和机具改革的科学试验》获省科委1983年度科技进步二等奖，其挤揉机芯获国家科委1984年度三等发明奖。
1985年
省政府政发(1985)195号文件，批转全省茶叶工作会议纪要，调整发展茶叶生产的方针为：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提高单产，猛攻质量，适销对路，扩大出口，并确定分配原则为：扩大出口，保证边销，搞活内销，实行边销茶派购，出口茶合同订购，内销茶彻底放开，议购议销，多渠道经营。
茶叶改进费用原来按收购投放总金额提取3％改为提取2％，省、地(州)、县仍按2：3：5的比例分配，使用于聘请茶叶辅导员，举办茶训班、宜传茶叶、奖励先进成果，研究推广新机具、新产品试制以及召开茶叶会议。省内省外经营茶叶的国营、集体。个人各种经济成份涌入云南茶区，抬价争购青毛茶。禄丰县境内的广通(原敦仁)火车站，一时成为茶叶购销和转运的集中点，运出茶叶不下五六万担。“省茶司”自营出口茶叶突破10万担，首次获得出口退税。省经贸和农业两厅报请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在云南茶叶生产集中和基础较好的地方及茶厂，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由省农业厅和省经贸厅共同主持，主产茶区所承担的改造低产茶园，提高单产的技术推广项目，获云南省1985年科技进步三等奖。
1986年
省政府为保证边销茶原料不外流，规定毛茶不得外运出省。
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偕其丈夫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来昆明访问，饶有兴致地鉴赏了陈列在西山华亭寺中的云南普洱茶，和志强省长代表云南赠送女王特级滇红礼茶。
10月23日，国家计委、经委、农业部、经贸部(1986)农字第6号《关于下达1986年农副产品出口生产体系建设计划的通知》确定，云南的风庆、云县、临沧、永德，腾冲、勐海、龙陵及思茅八县为出口茶叶生产基地。建设规模为五年内建成茶园面积82万亩，产量44．5万担，创汇2 350万美元，投资1 100万元。“省茶司”无偿拨给保山和临沧地区建设茶树良种场资金110万，“省茶司”从当年起以茶叶生产发展基金分年拨给各精制茶厂扩建改建及增加卫生设施共2 388万元。并从当年起到1988年连续三年每年承担农业贴息贷款1 000万元，资助产区建设红茶初制所。
3月10日，云南普洱沱茶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荣获第九届国际食品汉白玉金冠奖。
1987年
根据省政府规定，为堵塞非法经营茶叶大量外流，本年开始实行茶叶出省凭准运证放行，具体发证和验实放行等工作，责成“省茶司”办理。
7月6日，中国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87)云农发字第202号《关于下达我省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意向性计划的通知》，下达项目：临沧，保山和思茅三地区改造和新建茶园25万亩；新建初制所25个，扩建30个，新建精制茶厂2座；共投资6000万元，其中世界银行贷款50％，其余用自筹和配套资金解决。“省茶司”协助省农业银行做好利用贷款发展茶叶生产的准备和接待外宾工作。民主德国茶叶协会主席潘策博士访问昆明时品评云南特级工夫红茶后惊叹：“我没想到中国会有这样好的红茶。”博士回国后立即撰写并发表了赞扬云南茶的文章并曾寄来“省茶司”留作纪念。
7月，在法国巴黎王子酒家举行法国国家级的“云南沱茶研究报告会”，有法国新闻界、国立健康和医学研究所、中国驻法大使馆等单位的数十人参加。发布的临床试验报告称：云南沱茶特有疗效，可降低人体中的血脂含量。此事在法国《欧洲时报》、香港《成报》、中国《国际贸易消息》及《云南日报》均作了报道。
1988年
省茶司”贴息贷款l 644万元为九个茶叶生产基地新建茶园58 000亩，新建初制所7个。
为扩大出口货源，加强产、购工作，根据“总公司”要求，“省茶司”在临沧、保山、思茅、西双版纳、红河、文山、昭通和大理八地(州)的22个县设立支公司。
11月6日，澜沧县发生里氏7．6级强烈地震，波及主产茶区19个县，受到不同程度灾害和损失。包括：临沧地区14个茶厂(场)，100个初制所；思茅地区14个茶厂 (场)200个初制所；西双版纳5个茶厂 (场)，50个初制所；保山地区8个茶厂(场)，200个初制所。“省茶司”立即组织油毛毡、铅丝等救灾物资运至灾区。
12月16口是‘省茶司”创建50周年纪念日，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应邀参加的有： 国家和省的各有关茶叶部门的领导，国内茶叶界名流和台湾省茶叶界的人士。“省茶司”编印散发了《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创建五十周年纪念册》。为扩大云南茶影响，“省茶司”与省科协音像中心，省电视台联合录制六集电视系列片《茶的故乡》内容含有茶树原产地、云茶占今谈、茶与健康、名茶天下扬、民族饮茶及云南茶对外贸易六集。播放后受到中外茶叶专家的赞赏，同行单位纷纷索购，先后向国内外发行100余部。总结自1979年至1988年“省茶司”组织供应扶植茶叶生产的物资共有：化肥36048 吨，汽车198辆，钢材4 755吨，柴油1 040吨，制茶机械及动力机1 590台，木材 4201立方米。“省茶司”开始实行以科室为单位的经济承包责任制，任务到科室，责任到岗位，年终总结评比，有奖有罚。
1989年
“省茶司”扶植建立的出口茶叶基地示范点——峨山县后山茶厂，现已发展茶园1 000余亩，产茶近千担。
9月，“省茶司”组成云茶苑民族饮茶表演队，参加全国首届茶文化展示周。以云南白族三道茶，昆明九道茶节目与日本著名的“里千家”茶道同台表演，获中外来宾的高度赞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严济慈，溥杰和我国茶叶专家吴觉农、黄国光等数十位知名人士亲临指导并签名留念。日本NHK电视台录像回国播放。
茶叶市场销售疲软，云南茶区不少茶厂在“茶叶大战”期间高价购进的低质茶叶大量积压，资金周转困难，新茶购不进，陈茶难处理，致企业亏损，处境窘迫。为提高云南红碎茶质量，“省茶司”为大渡岗茶厂引进英国CTC成套制茶机械设备，于9月20日安装试车成功，随即投产，生产效率显著提高，产品规格质量深受国外客户欢迎，出口售价比原来传统红碎茶每吨高出200—300美元。
1990年
9月，云茶苑民族饮茶表演队，经北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组委会安排，在北京老舍茶馆和亚运村先后表演了35场。国家经贸、商业、农业等部的领导，人大和政协的代表均莅临参观指导，对表演艺术风格倍加赞赏。有20多个中外新闻单位的记者纷纷至现场参观访问，并撰写了题为《香于九畹芳兰气》、《茶文化的一朵奇葩》、《中国古文化的再现》等赞美的报道文章，发表在《中国经济新闻》、《经济日报》、《参考消息》、《北京晚报》、《春城晚报》等报刊上，为亚运会增添光彩，也扩大了云南茶的影响，提高了云南茶叶的知名度。产地茶叶市场，前几年宏观管理失控，被扭曲了的茶叶价格，今年已逐步趋于合理，基本上接近国家指导价格水平，毛茶质量也有提高，质价基本相当。销区市场的中上档茶走俏，低档茶滞销。根据考核工人技术职称的要求，“省茶司”首次在昆明举办工人技师培训班，为期32天。参加学习的有直属茶厂和临沦、昌宁茶广的老工人和昭通的茶叶业务人员共59人，学习内容着重是茶叶的理论知识。
编印出版《茶的故乡——云南》一书，受到英、日及我国茶界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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