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周景素茶叶第一次正式在普洱推行“中国自己的茶道——六人茶席”才短短一周，茶友和客人的反应巨大，纷纷发来信息说要参与，甚至有的客人要从北京飞来。可惜六人茶席才是初推，不能一一如愿，一是每次参与的人只能是四茶客，二是虽然每席一小时左右，但茶主达到忘我状态，耗费的心力巨大。

当然现在是初始阶段，也需要茶主个人也不断提升。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六人茶席”的历史由来。

唐宋时期是中国茶文化的鼎盛，之后元灭，到了明代是茶道的复兴期，制茶工艺、泡茶技法和茶具茶器百花齐放，其中许次纾的《茶疏》对茶具的摆放、陈设及品茗过程做了详细阐述，不仅考虑了茶的仪式感，更注重了五官享受及个人修养，还有朱权的《茶谱》、罗廪的《茶解》更是对采茶、制茶、饮茶等做了独到的见解和注释，一时间明代茶道成为中国茶文化、茶生活的众生之境。

 

而明代的茶文化，当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士族阶层的茶寮文化，《考槃余事》中说：“茶寮，构一斗室，相傍书斋，内置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设，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能在茶寮中享受茶中逸趣的主要是士大夫中带有隐逸倾向的人士，他们轻视声色犬马，而且相对地不太热衷于功名利禄，其中特别嗜茶的又称茶人。

明•张源《茶录》说：“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日神，二客日胜，三四日趣，五六日泛，七八日施。”持此种主张的茶人追求的是潇洒自适。在“独饮日神”的指导思想下，茶寮中的活动纵使不是排他性的，但也不会是群体性的。

 

第二种是百姓大众的茶馆文化。百姓大众进不了文士的茶寮，他们下的是茶馆。宋代的汴梁和临安都有不少茶坊，它们往往还兼营酒饭、说唱等。单纯卖茶的茶馆到明代才发达起来，《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说：南京“大小酒楼有六七百痤，茶社有一千余处。”有些茶馆泡茶的质量也很高。明•张岱《陶庵梦忆》说：“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时涤，无秽器。”众多茶馆成为平民休闲的去处。特别是由于撮泡法简单易行，所以坐茶馆是一种低消费的普通消遣。

 

六人茶席正是基于明代的茶文化背景和士族子弟的生活习惯中形成的。当时的士族子弟在求学、做功课时，都喜欢寄居寺庙，一是明代文人多有隐逸倾向，二是寺庙安静便于静思读书，三是很多寺庙的高僧也是文采斐然，便于问答。像创造紫砂壶的供春，就是陪着少爷到寺庙读书，闲得没事干跟僧人学用紫砂做瓮做缸而突发奇想做了一把壶出来给少爷泡茶，才做了紫砂壶的。

 

君子如竹，往来有茶，在寺庙也不例外，但寺庙的规矩又不能让文人们像在自己家的茶寮布置和喧闹，于是一帮书生结合寺庙的止饮（喝茶时喝茶，说话时说话）和茶寮的摆设，加上空间狭小，每次容不下几个人，于是就有了六人茶席的规矩，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独特的寺庙茶道。

止语静饮，茶后论道，是寺庙茶道的核心所在。

景素茶叶挖掘并传承中国茶道，以茶和茶店为载体，对传统茶道做了适应性的调整，如茶和茶器，与大家一起努力传播中国自己的茶道和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