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茶之为用，可上溯到远古的神农时代。《淮南子·修武训》就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之说。荼即茶的古字，这是茶为药用的开始。随后茶之为饮亦风行，据茶界泰斗陈椽先生所著《安徽茶经》考证，汉献帝建安（196-219）年间的皖北亳州名医华佗是安徽记载茶事最早之人，他在其所著《食论》里说：“苦荼久食益思”。由此可见，当时安徽饮茶之风已盛行起来。那么，茶是什么时候传入安徽淮南地区的呢？

一、淮河以南地区是较早的茶产区。

据史料记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三四百年间是茶业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过渡时期，种茶、饮茶活动开始从茶树原产地西南一隅向更为广阔的东南产区普及传播开来。因淮河以南地区为江淮丘陵地带，有山有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所以是极适宜茶树生长的地区。陈椽先生在其巨作《茶业通史》里详细论述了茶树的传播路线和大概时期，他推测茶树传播有两条路线，其中一条是茶树先从原产地云南传入邻省四川，然后在西周时代向北迁移进入陕西，在陕南地区生根。后因气候条件限制茶树不能再向北推进，只能沿汉水转入东周政治经济中心河南，又在气候温和的河南南部生根。到了战国时代及汉代，茶树继续向东迁移，沿水陆两路传入淮河流域两岸和江淮之间各地。由此可见，最晚到三世纪，茶叶生产已遍及淮河以南各地。

 

二、南北朝时期淮南已有茶事记载，饮茶逐渐升华为精神活动。

随着茶树的传播、种茶制茶技艺的进步，茶饮在两晋以降，已进入朝野各阶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不仅如此，饮茶还同佛教的诚心洁虑、禅定入静结合起来，成为佛教徒修行生活的一部分。这种饮茶风尚在南朝刘宋时期的淮南也曾出现过，唐代茶圣陆羽《茶经》里引用《宋录》记载说：“新安王子鸾，鸾弟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荼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荼茗！’”据安农大中华茶文化研究所丁以寿教授《中华茶文化的酝酿》一文考证：“昙济十三岁出家，拜鸠摩罗什弟子僧导为师。他从关中来到寿春（今安徽寿县）创立了成实师说的南系——寿春系。昙济擅长《成唯实论》，对‘三论’也颇有研究，曾著《六家七宗论》。他在八公山东山寺住了很长时间，后移居京城的中兴寺和庄严寺。”《八公山志》记载，昙济的师父僧导亦曾在八公山西昌寺讲法，从者千人。十三岁就拜僧导为师的昙济爱茶如此，想必僧导及其从者以茶待客、以茶助修行的做法已蔚然成风，带动了八公山地区的饮茶风尚。而子鸾、子尚系兄弟俩，为南北朝宋孝武帝刘骏之子。从两位王子拜访昙济道人的情景可看出两王子亦善品茗，可知当时茶在官僚士族中已然很受欢迎。

 

三、唐代淮南八公山产茶，是淮南历史上茶文化的鼎盛期。

经过漫长的发展，到了唐代中期，茶业迎来了第一个兴盛的高潮。茶圣陆羽写就茶文化史上的第一部专著《茶经》。在这本划时代的著作里，他把当时的茶叶产区分为八大茶区，淮南茶区位列第二。唐时淮南道辖区甚大，相当于今淮河以南，长江以北，东至海，西至湖北应山、汉阳一带，还辖有河南东南部地区。故而，陆羽把淮南茶区一分为六：光州、义阳郡、舒州、寿州、蕲州、黄州。寿州即今安徽淮南、寿县、六安、霍山、霍邱等地。其中霍山所产品质最高。当时淮南茶区产量巨大，据《唐书·地理志》载：寿春、庐江、凤阳郡茶叶每年都有固定的贡额，堆在内库，皇室都用不完，元和十二年（817年）一次就出内库茶30万斤，令户部变卖成现钞，以支用度。仅三地贡茶就有这样多，整个淮南茶区的生产量一定相当可观。巨大的产量催生繁荣的茶叶贸易，《太平广记》记载，唐天宝中，有刘清真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驭为货，至陈留遇贼”。刘一人雇二十人贩茶，运销达两千斤，可见当时淮南地区茶叶生产、贸易的兴盛。另有唐朝封演（代宗时人，763-778年）在《封氏闻见记》里写道：“开元（713-741年）中……邹（山东兖州）、齐（山东益都县）、沧（河北沧县）、棣（山东惠民县）渐至京邑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这说明当时淮河以南及皖南的茶叶即已大量销山东、河北等地。

而八公山位于淮南市西部，淝水入淮处，虽靠近淮北平原，但其方圆200平方公里，大小山峦40多座，山泉充沛，植被丰茂，也是宜于植茶的区域。因此，唐时的寿州茶区是包括八公山在内的。收入由淮南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的淮南历代诗词歌赋集《长淮古韵》中的诗作《寄杨八寿州》可为一证，作者刘禹锡也是著名茶人，其诗曰：“风猎红旗入寿春，满城歌舞向朱轮。八公山下清淮水，千骑尘中白面人。桂岭雨余多鹤迹，茗园晴望似龙鳞。圣朝方用敢言者，次第应须旧谏臣。”山上茗园丛丛似龙鳞，八公山非但产茶，且种植面积不小。茶叶产量的提高必然带动茶叶的消费和品饮的风气，所以唐时淮南地区的饮茶风气可以想见。同为中唐诗人的韩翃有首《送南少府归寿春》写道：“人言寿春远，此去先秋到。孤客小翼舟，诸生高翅帽。淮风生竹簟，楚雨移茶灶。若在八公山，题诗一相报。”吹过清爽的秋风，淮河上茶灶煮茗，对风饮啜，确有大唐的风雅气度。

 

淮南地区在唐代能对茶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还源于出产于此的茶器——寿州窑茶碗。寿州窑是唐代名窑之一，《八公山志》上说，古寿州窑的源头分布在八公山下东麓淮河两岸的百里之内，主要集中在今淮南市上窑镇，此地唐代隶属寿州。该窑一向以烧制黄釉瓷器而著称，其原因主要在于它有别于其他窑口的釉色，有其独创性，且数量多、种类全。寿州窑中作为茶具使用的主要是茶碗，其器型胎壁较厚，敞口，圈足，整体看来虽不及后世同类器物精巧细致，却能体现出与大唐气度相符的朴野粗犷。但唐时茶色红，寿州窑的黄色茶碗影响茶汤的色泽，因此陆羽在《茶经》里对寿州窑茶碗的评价并不高，他说：“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但寿州窑在当时能区别于“南青北白”局面而创烧起黄釉瓷，为唐代茶文化增添一抹富贵、祥和、热烈的气氛也足以令人敬佩。

从历史资料、文人诗作和出土文物都不难看出，包括八公山在内的淮南茶区在唐代不管是茶叶产量质量还是品饮的风习、茶器的独特，在全国范围内来说也是独树一帜的。

 

四、宋之后淮南地区依然是茶叶主产区，饮茶风尚保持至今。

宋代淮河以南地区称淮南路，宋神宗时分为东、西两路，仍是重要的茶产区。据陈椽先生《安徽茶经》论述，宋朝嘉祐六年（1061年）全国设十三山场买茶，安徽有五个山场者在皖西南的六安、淮南茶区，当年买茶271万多斤，占全国总买量的45%以上。南宋淳熙（1174-1189年）年间，淮南路（包括河南小部分，不包括皖南）由官府直接掌握的所谓“榷茶”，即达万斤。到了宋末元初，在马端临《文献通考》一书中可见如是记载：“散茶有太湖、龙溪、次号、末号，出淮南。”当时全国散茶名茶计11种，仅出自淮南地区的就占了4种。由明入清，淮河以南区域仍是茶叶的高产区，延续至今。

地理意义上的淮南在茶文化方面有着傲人的历史，但作为行政区划的淮南市如今已难觅茶树的踪迹，其境内的八公山在唐代产茶之后或许因为气候和土壤变化的原因，后世难见其产茶的记载。但淮南人爱喝茶，饮茶的习惯却始终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