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除作为供奉社稷神祇，祭祀祖先、宗教信仰等不可或缺的祭品，同时也是愉悦身心的不可或缺之物。茶，自陆羽《茶经》著书，茶事天下遍知。禅宗以茶为禅定、悟道，文人雅士以茶会友，风雅相交，藉由茗饮，如明代文徵明云：“燕谈之余，焚香设茗，手发所藏，玉轴锦幖，烂然溢目。”

随着佛教的传入，通过感官的鼻，香与眼、色，耳、声，舌、味，身、触，意、法，都是修道成佛的各种法门。香，有香严童子因闻香而证道，茶则有集众饮茶击茶鼓，香事与茶事的交会，从《百丈清规》中烧香行茶规仪可为明证。

 

香与茶

香与茶的共同性质，同样出现于南方；同样从日常用物为始，终为修行、性灵妙物；同样以嗅觉、味觉做基础。

叶庭珪《南蕃香录》云：“古者无香，燔柴炳萧尚气臭而已。”《陈氏香谱》之香品举要谓：“秦汉以前，惟称兰、蕙、椒、桂。”对于宋人而言，出自经典所载“黍稷馨香”或是“兰有国香”，与经由人力煎和而成，可焚、可佩，可入药的香，实在相去甚远，所以叶氏又云：“故香之字虽载于经，而非今之所谓香也。”

传统焚香之品类的扩大与种类增多，汉代为关键点，随着中西交通的开展与文化交流，异香大量涌入中土。因此胡商带来迷迭、艾蒳及都梁等香，尚书郎奏事始含鸡舌香。梁元帝有“苏合氤氲、非烟若云”之香炉铭。五代时期通过朝贡或船舶贸易，以蔷薇花蒸气而成的蔷薇水，都是中土所未见，异香成为新宠。

随着佛教传入，香又具备洁净、供养、清修的功能。宗教之香在唐代发展成熟，仅从唐代法门寺地宫的各式熏香香炉，有熏炉、长柄香炉、香囊、香匙等物莫不具备。

葛洪言：“人鼻无不乐香。”熊朋来云：“香者五臭之一，而人服媚之。”香从早期的除臭、沐浴、熏衣、祭祀、辟邪、医疗、饮食等用途，香之气味最初满足感官所需，而后发展到气味评定，分清俗之别，更进而延伸净心澄道、鼻观持德的精神境界，有如江河百川终汇于海，宋代正位居于此。

 

茶事的发展，汉魏六朝时，已有饮茶的风俗，但多偏向区域性的饮料，茶仍保留地方风俗，从晋代杜育《荈赋》到陆羽《茶经》，不仅记录茶史、区分茶区、建立茶器具使用，所谓“陆氏茶”俨然成风。从元赵原《陆羽烹茶图》：“山中茅屋是谁家？兀坐闲吟到日斜。俗客不来山鸟散，呼童汲水煮新茶。”可以想见陆氏茶与道家隐士影响，开创自然与文士心境融合的山水之趣。

或如顾况《茶赋》，分别就茶与筵席，云：“罗玳筵，展瑶席，凝藻思，间灵液，赐名臣，留上客，谷莺啭，宫女濒，泛浓华，漱芳津，出恒品，先众珍，君门九重，圣寿万春。此茶上达于天子也。”而茶对于文士幽人，则有：“滋饭蔬之精素，攻肉食之膻腻。发当暑之清吟，涤通宵之昏寐。杏树桃花之深洞，竹林草堂之古寺。乘槎海上来，飞赐云中至。此茶下被于幽人也。”

宋代茶书纷起，天下已无不知茗饮之事。唐代茶事，融入花赏、香赏进而发展到宋代的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成为身心的必备修养。

明清之茶事与香事，则以闲赏安乐为主，悦心养性、好古敏求、顺时安处的生活，其间更是无处不见茶与香。在高濂《遵生八笺》中：谈及幽人首务，将茶寮设于书斋旁，皆是四时插花、焚香、赏画、供佛、读书等，呈现传统文人之幽雅。如书斋是：

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上，收朝露以清目。或置鼎炉一，用烧印篆清香。冬置暖砚炉一，壁间挂古琴一，中置几一，如吴中云林几式佳。壁间悬画一。……几外炉一，花瓶一，匙箸瓶一，香盒一，四者等差远甚，惟博雅者择之。然而炉制惟汝炉、鼎炉、戟耳彝炉三者为佳。大以腹横三寸极矣。瓶用胆瓶、花觚为最，次用宋磁鹅颈瓶，余不堪供。

茶寮则：“侧室一斗室，相傍书斋，内设茶灶，一茶盏、六茶注……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

观之，香事与茶事为中国文化中两条主轴，时而交错，又各自绽放光芒。

 

禅门中的茶事与香事

香事与茶事的连接，佛门为关键点。茶的使用，自汉魏六朝已普及民间，随着佛教普及，以茶破睡、提神，有助修行，成为佛门必备。

传统用香，从早期的除臭、沐浴、熏衣、祭祀、辟邪、医疗、饮食等用途开始，《楚辞》云：“扈江离与辟芷，纫秋兰以为佩。”又有《九歌•云中君》：“浴兰汤兮沐芳。”以芳草沐浴，都是求其洁净、除秽避恶。佛教供香，香又具备洁净、供养、清修的功能。因此，茶事与香事的交会，通过佛教规仪，无处不见于怀海《百丈清规》中，诸如：“烧香点汤”、“插香行茶”、“炷香行茶”、“烧香吃茶罢”、“烧香揖香归位坐行汤毕”、“烧香献茶”、“为茶拈香”等等。

怀海（749～814），俗姓王，福州长乐（今福建长乐）人，原籍山西太原。童年出家，勤读佛经，游历各地。后住持百丈山（今属江西），世称“百丈怀海”。禅宗初期，禅林本无制度、规仪，怀海制定法堂、方丈制度，又规范众僧担任各式职务，将僧人行止坐卧、日常起居、饮食坐禅和行事等等明确规范，称为《百丈清规》。

从《百丈清规》记载看，僧人一日生活，都离不开烧香饮茶，从一早开始的佛前供茶、供香，或者每逢圣节、国忌、佛诞降、佛成道涅槃、帝师涅槃、达摩忌、百丈忌等日，以及僧众往来、迎送，请益等，即便日常起居、坐禅、交谈，藉由香与茶的传递，交织成细节明确、规矩严谨的禅门清规生活。

面对寺院繁杂的香事与茶事，在《百丈清规》中，都有专人职司。如专事烧水煮茶、献茶款客的茶头，负责扫地装香、烧汤添水的净头。地位较高的侍者则为烧香、书状、请客三侍者。专司烧香事项的烧香侍者，在住持的上堂、小参、普说、开室、念诵等场合，执行烧香行礼仪式，同时也随侍记录法语。《百丈清规》中，无论是僧众坐禅，通过烧香巡堂的仪式，以气味来提点，或是住持巡寮，备香茶汤，或是迎侍尊宿也烧香吃茶，茶事与香事，禅门规仪中两件大事。

 

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

香与茶对于释家而言，举进恭退之间是规范，同时也是修行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佛门认为茶有破睡提神、消食、不思淫欲三德，而烧香可以去除不洁，是诸佛、菩萨的供养圣品，如：“佛神清洁不进酒肉，爱重物命如护一子。所有供养烧香而已，所可祭祀饼果之属。”又有香严童子因闻香而悟道证得罗汉果位，所谓：“香者五尘之一数，三姓之中唯无记性，不通善恶，又无诠表，六根之中鼻根取也。香积世界种生利根不假文字、声音、语言诠表善恶，但闻香气便能入证，即皆获德藏三昧。”

这是宗教对于茶、香转化为修行之法，而大众普世对于香、茶却另有妙用。

先秦用香以蕙草秋兰为始，汉代开拓香的种类，加入异域奇香；魏晋南北朝佛教的融入，深化香的内涵。唐代贵胄以香木建造宫苑居室，奢华为尚；又将各式香药应用于生活中，并与赏花结合有“香赏”，使得焚香之风渐普及于民。至宋代，香、茶已经是生活中无所不在之物，也形成一种优雅的生活模式，如南宋《梦粱录》记载一则俗谚云：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若有失节者，是只役人不精故耳。

这里提到的四般闲事，本属铺陈摆设、置办酒席宴请宾客等诸事。换言之，宋代已经发展专门人员来处理宴客必备的诸事，即是四司六局，四司是指帐设司、宾客司、茶酒司、台盘司，六局为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烛局、香药局、排办局。顾名思义，从安排筵席的场地布置，挂画、插花、茶水、座席、屏风到餐点食物、果子点心、餐盘，甚至照明、服务人员都包含在内。举香药局内容来看，主要是掌管各式香药，龙涎、沉脑、清和、清福异香，以及香具的香叠、香炉、香球等装香簇烬细灰工作，听候换香等等。

 

因此，宋代的宴饮场合，与今日并无二异，店内装潢争奇斗胜，不惜以名家书画真迹营造风雅，所谓“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四时卖奇茶异汤……”同时又有换汤、斟酒、歌唱、献果、烧香药之仆役随侍服务。不难想象，这样通俗的宴饮文化流行的背后，想必另有更深的文化蕴含支撑着。

或许从传宋徽宗《文会图》中，树后石桌有鼎式炉与一床琴，图中左下角有四位仆役分茶酒，左茶右酒，左边仆役用茶瓶煮水，居中的侍者正从茶罐中取出茶末。图中筵席有六瓶插花，而美景如画，充分反映宋人香、茶、花、画、琴、筵席的精致生活。又如河北宣化辽墓中的墓室壁画，不仅绘有茶图，还有茶、香、花共置地场景。

宋人烧香、点茶、挂画、插花，虽是四般闲事，却也反映日常生活中对气味、视觉、环境的着意重视，烧香不仅是皇家富贵象征，更被视为士大夫清致的举止，而呼童汲水煮新茶，更是雅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