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销茶就是销往边区之茶，古时的边区指现在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是相对于中原王朝的汉民族地区与西北、西南及北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区域性概念。

历史上“边销茶”系由政府控制用于与边疆少数民族交换马匹之茶，又称“官茶”。边销茶的品种很多，主要品种有湖南的茯砖、黑砖、花砖；湖北的青砖、米砖；四川的康砖、金尖；云南的紧茶等。

 

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民族所饮用的边销茶品种也不同。茯砖、黑砖、花砖、米砖主要是供应到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康砖和金尖主要是供应到西藏和青海；青砖茶主要供应到内蒙；云南的紧茶主要供应给云南本省，部分供应到西藏和四川。

“边销茶”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日常生活饮品，有千年的饮用历史。这一饮用习惯至今未曾改变。因为西北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牧区，高原、缺水、无蔬菜，以肉食为主，牧民以捣碎的砖茶兑奶熬制成奶茶饮用，可以去膻化食、补充水分和维生素等，因此，在牧区有“宁可三日无饭，不可一日无茶”之说。

西北地区因气候原因不宜种茶，他们只能通过朝贡、贸易向中原地区取得“岁赐”茶叶和买茶；另一方面，西北高寒草原盛产良马，而马作为征战和运载的绝好工具，一直是中原王朝征发购求的对象。茶马两相需求，其交换流通便应运而生，而且很快成为汉民族同游牧民族之间经济交流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原王朝统治边区的手段，自唐至清，维持千年之久。

 

茶马交易，最初见于唐代，但未成定制。直至宋初，内地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主要还是用铜钱。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用来铸造兵器。因此，宋朝政府从国家安全和货币尊严考虑，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

正因为茶与国家政治经济有着特殊重要的关系，政府便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茶马交易制度历史千年，兴于唐、盛于宋、歇于元、严于明、衰于清。清代康熙年间，随着国家边境的确立和战事的减少，政府对马匹的需求不如往日迫切。于是“罢中马之制，令商纳税银”，并削减茶马司，只留下西宁、庄浪、甘州三茶马司，兰州一跃成为全国茶马集散地，乃西北茶马互市的中心。

 

1735年，清王朝裁撤茶马司，改征茶封税，至此，由唐朝兴起，延续一千多年的西北茶马贸易制度宣告结束。“罢中马之制”后，西北地区逐步形成了西安及周边泾阳、咸阳为中心的边茶加工集散地。甘肃兰州为经营销售市场，东柜是山西、陕西商人，西柜则由甘肃回民茶商为主。

此时，销售的茶以紧压茶——茯砖为主。 四川是我国边销茶生产最早的产区，其发源地应在四川雅安，四川边销茶自唐朝即与吐蕃商定在赤岭（今青海湖东岸的日月山）、甘松岭（四川松蕃）建立茶马交易市场。自明始，湖南黑茶取代汉川茶运销西北后，四川边茶主销西藏。清朝，四川边茶贸易一方面按官茶路线，沿白龙江河谷而上，翻越秦岭西段和岷山、到达秦州（天水），运往西宁、洮州、庄浪、河州、甘州等茶马司， 一方面通过藏彝孔道的民间贸易方式运销藏、羌、彝、回等少数民族地区。

 

云南古代因山高路远，远离中央政府，虽然在唐代就与西番有茶叶的民间贸易，但一直未曾纳入中原王朝的茶马交易之列。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应达赖喇嘛要求在云南永胜开设茶马互易市场。自此，云南边茶主销西藏的西南部和云南西北部的藏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一直把边销茶的供应作为一项民族政策。1953年，西北各省陆续成立了国营中国茶叶公司各省区分公司，茶叶与粮食、棉花一样，被纳入计划经济范畴。

1984年后，国家放开茶叶市场计划管理，但边销茶还一直按照特殊商品执行计划。并对边销茶的生产经营实行补贴，给予减免税收和国家贮备的政策，以确保这一特殊商品的供应，实现民族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