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万亩茶园，在古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茶树是生长期较慢的植物，种下去要3年才能采摘，古时又没什么扦插技术，将一棵茶树繁殖成十棵茶树，将10亩茶园扩至100亩茶园那可不是三年二年十年八年可完成的，五百年前的思茅、普洱居住的全是哈尼族、布朗族、拉祜族、佤族、彝族等，人口不及现在的1/10，生产工具又十分落后，要种出一个茶树面积上万亩的茶山要多久的时间？几十年一百年是完不成的。

另一方面，发展一个大产业，建几个大茶山，让方圆几百公里各个民族家家户户来种茶，还得要有人来领导、组织、安排、茶种出后如何销也要有人来协调，没有一帮大官员、小官员、大土司、小头人来组织管理，任凭山民们自由发展，这个产业是做不大的，大山上拉祜人不可能一家一户将茶驮到丽江、西蕃去卖。

五百年前，云南某一地区出现大规模种茶（万亩以上）这种行为一定是得到这一地区的统治者的指令和认同（因为土地是大土司、大头人的），是这个地区的计划经济，而要做成这项计划，就要有保证这个计划得以执行的各种社会条件，要有长久安宁的社会环境，要有一个主体民族、强势民族建立一政权组织网来管理这一地区，要有建大产业建万亩茶园的决策者、执行者、管理者。

 

普洱、思茅历史上欠缺的便是这个条件，这也是它与西双版纳（车里、勐泐）最大的不同点。

西双版纳一千多年来一直是傣族为主体民族、统治民族，自帕雅真宋淳熙七年（1180年）入主统一勐泐后（有傣族学者认为是1160年），西双版纳便没有了部落割据现象，傣族在西双版纳还建起了严密而系统的政权组织控制管理着各个民族、各个村寨，而作为统治民族的傣族近一千年来从未与被统治、被管理的其他民族（布朗族、哈尼族、拉祜族、基诺族、彝族等）发生过大的冲突，居住在西双版纳山区的各个民族很少迁移，他们按勐泐王或宣慰的指令，大力发展茶叶，一代接一代地种，几百年后，几万亩茶园自然形成。

而普洱、思茅属地划来划去，政权不持久、不稳定，统治者、管理者不断地更换，这样，发展经济的政策计划就难以持续不变，政权不持久、不稳定，社会动荡就多，外部引来的战争、内部产生的割据争斗，使各族民众没有一个长久安宁的生存环境，民众居无定所、不断迁移。上不稳、下不宁如何来发展一个需要组织、管理、协调，需要时间积淀的大产业？

普洱、思茅历史上唯一较为安稳的时期便是明代划归车里宣慰司管辖的这一时期（1384年—1628年）普洱划归车里后才有了今天的地名，车里管辖普洱时普洱少有战乱，社会较安宁。

普洱一带的少数民族唐代已会人工种茶毋庸置疑，但明代以前普洱并没有形成2千亩以上连片的人工大茶园，（因为至今也没有发现几亩七百年以上的人工栽培型大茶园）。原因，无人组织、规划、管理。车里宣慰司管辖普洱后，普洱茶业出现新景观，普洱迅速成为茶叶集散地、交易地、深加工地（制紧团茶）。

笔者注释：普洱划归车里宣慰司后地名才正式确定，在此之前，唐代南诏、宋代大理国时期普洱名步日，元代普洱名普日，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普日划归车里后改为普耳，明万历年又改普耳为普洱，见普洱县文史资料第一辑第一页。

 

车里宣慰司将普洱作为茶叶集散地、交易地有其原因，因为车里宣慰司明代正在大力发展茶叶，今勐腊、勐海的山区凡四百年以上的古村寨都有古茶园可以证明这一点，明中央朝廷也正在收购车里地区的茶，这一点从《明·滇志》和《明史》中可看出，《明·滇志》记到“景东府收茶税银一百二十五两解司”《明史》中有“云南茶征银”。

车里地区尤其是澜沧江东岸六大茶山的茶送往大理、丽江、西蕃必须经过景东。从《明·滇志》和《明史》来分析，车里宣慰司与流官政权的景东府之间有茶叶交易活动，普洱离景东很近，车里地区的茶在普洱汇集、交易、加工都很合适。

 

车里（勐泐）的统治者无疑是云南最早主张发展大茶业的官员，车里15个大茶山的形成有指令安排的因素在内，车里地区是云南最早将茶叶作为主导产业、固边产业、衣食产业发展的地区，车里宣慰司对普洱茶产业的形成有历史贡献。

傣族是一个敬畏大自然的民族，尤其爱护森林，车里的傣族统治者从不主张毁森林开梯田，清代以前西双版纳的山上没有水田，这与红河、元江、元阳地区完全不同。顺应自然，保护环境，因地制宜，山区多种茶，坝区多种粮的产业政策至少在帕雅真当勐泐王的那天起已开始推行（帕雅真南宋公元1180年统一勐泐地方，西双版纳元代以前称勐泐）。这种产业布局在西双版纳金留下了痕迹，今天西双版纳的山区到处可看到古茶园，却很难看到古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