砣坨驮沱,面对这几个音同形近的汉字,不必迷惘慌张,让我们平心定气地“倒叙”,干脆就从最后一个“沱”字说起。
沱字被人们熟知的意思,主要有两层:1、沱江,长江的支流,发源于四川盆地西北缘的九顶山,又名茶坪山,流经四川省和重庆市;2、可以停船的水湾,多用于地名,如朱家沱、石盘沱等。就“可以停船的水湾”这层意思来说,顺江而下,出三峡到了湖北武汉一带,便直白为口语“江岸”;继续随大江东去,直达出海口附近上海,就成为风情万种的“外滩”。当然也可以英文成“The Bund”,从这个英文发音,还可以回到汉字“埠”。扯远一点,如果“蚌埠”需要洋气外露张扬“国际化”,那么大可以东方“珍珠港”一把。
想当然就可以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和“沱”可以联系起来的地方,恐怕都算得上不同级别程度的“发达地区”,文化、物资、消息集散中心,属于卖得出喝得起上好的茶叶的地方。
至于到底“砣茶”“坨茶”“驮茶”,还是“沱茶”,先不忙着直入堂奥,请喝上口“沱茶”,继续“汉语言”课程。
再说“驮”。作为名词,驮字的意思是:驮着货物的牲口或牲口所负载的货物。名词动用,形声、从马、大声、本作“佗”,负荷、负重的意思。从这个词汇,大可以让人联想到骆驼、骡、驴、马;联想到包裹捆扎支撑起来的各种货物;再联想到大漠孤烟的“丝绸之路”、山路崎岖的“古盐道”、阴郁烟瘴寒热交接的“茶马古道”。其实,其间隐忍顽强负重的,还有无数无名“背夫”或者“挑夫”,本作“佗”嘛。
发散延伸一下,在操持汉语不那么利索的边地,不管骆驼、骡、驴、马、山羊还是由人驮来茶叶,当地人如果要直截了当叫做“驮茶”,恐怕很少有人会像我这样,愿意慢条斯理给人家传播汉语。2009年初冬,我到青海湟中一带农牧区旅行,每每和当地人说起云南普洱茶,各种人等众口一词,都说那不就是“窝窝茶”嘛,听过见过但很少喝过。随后我取出一坨沱茶展示,众人无不大呼“就是这”。看来普洱茶在当地,早年多以沱茶形制出现;命名法则,走的是直呼外形的套路。
接下来的“坨”,就要单纯许多。作为名词,坨字表示堆和团,指形状大小不一的坚实的团块。此字在云南口语中,属于使用频率极高的量词,凡是团、块状以及部分条状物体,都叫做坨。另外,古代盐商,因为盐巴成块成坨,也被称为“坨商”。如此看来,“坨”字用在一些“紧压茶”或者“紧茶”上面,非常合适,还比较直观。
最后一个“砣”字,也不复杂。“砣”字名词指向秤锤秤砣碾轮石等物件,动词表示“用砣子打磨玉器”以外,量词用来计量“成团或成块状物体的单位”,比如口语常用的“几砣石头”之类。武断一些,把“砣”和“坨”清理一下碎片,合并为同类项,于情于理,恐怕都还说得过去。
终于到了自由讨论时间。砣坨驮沱,温习完这几个温热的汉字,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以下不同或者相似的观点,见仁见智不必苟同,尽量从中汲取营养,努力找到属于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比较流行的民间说法中,“沱茶销往四川(含现在的重庆)”,并且“用沱江水泡大理的茶”,因此叫做沱茶。
蒋星煜《说“沱”茶》:抗战八年,我在重庆生活了六年。所喝的茶,基本上是当地生产的沱茶。重庆的地名很有特色,在山区开发出一块平阳之地称为坝,大公报所在李子坝,就很出名。在江边形成的市镇称沱,唐家沱、牛角沱两处,布满许多机关、工厂。这些地名天天都上报纸。我品尝沱茶的时候,深信沱茶是重庆这一带水土培育出来的而不疑。到了抗战胜利,回到江南,才品尝到云南的下关沱茶。应该说重庆和云南的沱茶各有千秋,也很难比出高下。但是孰迟孰早呢?
1947年,陈邦贤在《自勉斋随笔》一书中这样记述:在四川一带,茶风很盛,有沱茶,有香片,有菊花,以吃沱茶的最多。沱茶要以下关沱茶为上品。茶味颇浓,颜色呈金黄色,并且耐泡。北碚的茶馆很多,以赵家小楼的茶最好,是沱茶。用三七成搭配,就是沱茶七成,加入别的茶叶三成。
李其康《漫话下关沱茶》一文,这样记述“砣”“沱”演变:1902年,下关的一些茶商在一种被称为“姑娘团茶”的基础上经过改进,创制成外圆内凹呈碗臼形的“砣茶”(云南人习惯将圆形的块状物称为砣),不仅解决了茶叶在运输途中容易受损的问题,而且经过特殊工艺加工,使沱茶具有一种特殊的口感和内质。沱茶经昆明、昭通销往四川、泸州、宜宾、重庆等地。因宜宾地处沱江、长江汇合处,茶商为了推销这种茶,大肆宣传“沱江水,下关茶,香高味醇品质佳”,从而下关砣茶也就逐渐被称之为“沱茶”。
张锡禄《茶马古道上的百年经典——下关沱茶》一文如此道来:我家是大理喜洲白族人,民国初年来到下关开茶厂。茶厂设在仁(人)民街下段,厂名“元春茂”,以生产沱茶为主。沱茶白族人称为“tuo zao”,“tuo”,意为用模具拓出来的东西。“zao”为茶叶。“tuo zao”,就是用模具压出来的茶,有别于散茶。白族语“tuo”字不好写,就用汉字记录为“砣”,又考虑到,茶叶要用水来冲泡,固雅化为“沱”字。一句话,沱茶二字是汉字记录的白族语,用模具压出的紧压茶的意思。
李宏国在《大理是沱茶的原产地》一文中,这样叙述沱茶名称的来由:其一,司马相如《子虚赋》中有言:田罢,子虚过姹,乌有先生。姹即沱字(见庄晚芳《〈中国茶史〉散论》),为何但是将茶称为姹?推论与《诗经·郑风》的“有女如姹”有关。当时姹是将茶青揉成一坨一坨的圆茶而得名。也许是因茶与水有分不开的关系,因而将姹去女从水,写成沱字吧!其二,沱茶由“团茶”演变而来,“沱”与“团”谐音,且都是圆形,故名。其三,沱茶由明代“普洱团茶”和清代的“女儿茶”演变而来,至今约有300多年的历史。
请再次平和下来,最后小结一下:以上记述,并没有强有力的物证和史料支持,有的地方,个人主观色彩过重。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沱茶百年,前半部分不幸恰在乱世,“匆忙不及仔细”的事情,实在太多,何况茶叶,何况沱茶。牵强的地方,也有不少,比如李宏国先生的“子虚乌有”说,读来感觉太过于“子虚乌有”了一些。又如蒋星煜先生的“重庆沱茶和下关沱茶孰迟孰早”说,仅局限于他个人观察体会的时间前后顺序。至于我个人,倾向于“坨”“砣”去“土旁”“石旁”,从“三点水”的说法。下关一带所产的沱茶,向来很少自用,几乎全部外销,变坨”“砣”为“沱”,从而向心于文化、物资、消息集散中心、发达地区的“沱”,由“写实”进化为“写意”,这点商业头脑,恐怕不会没有。
其实还有件事情,随便忽略过去,也不太好:按照“可以停船的水湾”的意思,下关所处的地理位置,不也就是所谓“沱”吗?算作“江岸”,当然也可以;至于要扯上“外滩”,那倒有些勉强,非当今地产业等而不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