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洱老茶的江湖中,有着这样一位地位特殊的隐世高僧:身系着藏族同胞的世代茶缘,建国前就已畅销川藏,经历数十年停产风波,后又恢复生产。
今天这篇文章,带茶友们了解,下关宝焰沱当年的传奇故事。
诞生于抗战岁月
1937年,中国茶叶公司(以下简称中茶司)成立,汇聚了如江西葛敬应、浙江庄晚芳、四川吴国光等民国茶叶大亨,共同建设中国的茶叶事业。
不过新成立中茶司看似人才济济,却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内部政治斗争频发,职员无心经营,外部印度茶叶迅速壮大,并对中国茶叶市场虎视眈眈。
屋漏偏逢连夜雨,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新成立的中茶司总部辗转多地,富饶的南方产茶地也先后沦陷,民国茶叶建设中心被迫从南方转移到内陆地区。
也正是在这种契机下,在优质滇茶的基础上,中茶司先后在云南成立了佛海茶厂、康藏茶厂,传奇商标宝焰沱,也即将诞生。
1941年5月, 中茶司与蒙藏委员会的格桑家族合作,共同出资在下关成立了康藏茶厂(下关茶厂前身),开始生产专供藏区的蘑菇沱紧茶。
为树立品牌意识,康藏茶厂从当地藏民信仰出发,专门手绘了一个民族图案:从上至下,分别是一团象征佛光普照的烈焰,和炉内有四个元宝的香炉。
这个商标,就是著名的“宝焰牌”,与其配套的搭档,往往是一种名叫“蘑菇沱”的特殊形制普洱茶,因为造型酷似像牛的心脏,也叫牛心紧茶。
“宝焰沱“底部带有手柄, 不仅能正好卡在敬香者的手指缝中,方便藏区佛事活动,又能增加茶品缝隙,在漫长的滇藏茶路运输保证透气性,防止受潮焖坏。
跌落于特殊时期
设计周到的“宝焰沱“一经问世,就受到了藏区人民的喜爱,在之后更是逐渐成为了藏区佛事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供品,地位尊崇,品质优良。
与大受欢迎的“宝焰沱“相反,康藏茶厂却逐渐艰难,尤其是日军入侵缅甸使云南边境也沦为战区,再加上瘟疫、要道被毁、法币膨胀等因素,滇茶生产大幅衰落。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成立了新的中国茶业公司,并收编了全国各地的中国茶叶公司及下属茶厂,康藏茶厂也更名为“中国茶业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下关茶厂”。
为表明与旧民国中茶司的割裂,中茶司取缔了民国时期“新运动”的十二角星标准商标,而不带有国民党色彩的宝焰牌商标,则被完完整整地继承了下来。
然而,宝焰牌图案中那团象征着佛光普照的火焰,却在十余年后,成为宝焰沱停产的导火索。
1966年12月,文化大革命下,宝焰牌商标被批评为“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教色彩”,省茶司被迫将“宝焰牌”,改为“团结牌”。
之后又有人批评牛心紧茶形状特殊,工艺复杂,是在增加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宝焰牌紧茶也被迫停产。
1967年,省茶司向下关茶厂和勐海茶厂下达藏区砖茶的生产任务,但按原有配方生产的砖形紧茶,却无法取代藏民同胞心中牛心型宝焰牌紧茶的地位。
1968年10月,随着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发酵,云南省下关茶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厂内原有的领导班子大多被下放,正常的生产秩序也被打破。
带有不可取代地位的宝焰牌紧茶,就这样被尘封了数十年,直到1986年一位贵客的到访,才打破了束缚,让这一传奇紧茶再次问世。
复兴于汉藏佛缘
1986年10月,下关茶厂得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到厂里视察工作,为表达敬意,下关茶厂的领导们,想到了向班禅大师敬赠停产至今的宝焰沱。
由于距离上次生产宝焰沱,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下关茶厂精心选取当年优质茶菁,还特地请来了已经退休回乡养老地揉茶老师傅们,力求制茶工艺严谨无误。
最后,老师傅们手工揉制了200余枚近百斤的“宝焰”牌牛心形紧茶,并从中精选出50枚装入礼盒,与绿盒甲级沱茶,苍山雪绿茶一起作为礼品送给了班禅。
临走之时,十世班禅用藏文题写了“云南省下关茶厂”的厂名,由此宝焰牌沱茶又被尊称为“班禅沱”,“班禅紧茶”。
也正是因为1986年的十世班禅的来访,下关茶厂顺理成章地恢复了宝焰沱的生产,后来十世班禅还专门让大管家找茶厂订购了15吨宝焰沱,在西藏销售。
1990年,中国茶叶总公司通知停止使用“中茶牌”,在大益商标问世的同时,下关茶厂也于次年重新申报了“宝焰牌”,使这一特殊商标重新出现在茶品上。
2006年5月27日,十一世班禅也来到下关茶厂参观,并亲笔题写“世代茶缘、藏汉合欢”,下关茶厂也成为唯一一家两世班禅都亲临过的茶企。
首批生产的“班禅紧茶”,有着非凡的纪念意义,当年的产量也极少,如今的市场价非常高且难寻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