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茶始于西汉，西汉时尚无制茶法，汉魏南北朝以迄初唐时的人们都是直接采茶树鲜叶烹煮成羹汤而饮，西汉王褒《僮约》：“烹茶尽具”，用的是新鲜茶叶直接煮饮，唐以后则以晒干的茶煮饮为主。西晋郭义恭《广志》：“茶丛生，真煮饮为真茗茶”。东晋郭璞《尔雅注》：“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晚唐杨华《膳夫经手录》：“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那时，人们饮茶就好似喝茶汤，怪不得晚唐皮日休在《茶中杂咏》要大发感叹：“然季疵以前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饮者无异也”。

   唐代伊始，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制茶技术也得到全面发展，饼茶（团茶、片茶）、散茶出现。吃茶的方法也逐渐讲究起来。唐代饮茶以陆羽倡导的煎茶为主，煮茶之古风仍存，特别在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较一直沿袭。

   云南是茶树王国，也是世界茶树发源地的中心，种茶、吃茶的历史自然悠久。不过，因天高地远，云南大山里的茶树默默地在岁月里枯荣，滋养了当地的百姓，却在唐以前的茶书、茶史里鲜见记载。至晚唐才有樊绰《蛮书》记：“茶出银生成界诸山，散收，无采早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在唐朝，云南的版图尚未归入大唐，大好的云南山水是南昭国的天下，蒙舍蛮是南昭国的主要力量，《云南志》里记载“蒙舍诏自言源于永昌沙壹，”永昌的哀牢人曾经北迁到大理巍山一代，与世居巍山的昆明人融合共居，后被称为“蒙舍蛮”。《蛮书》所记录下的蒙舍蛮的饮茶方式，其实在大唐也是普及的，是那个时代老百姓日常的吃茶习俗。

   唐代煮茶，往往加盐葱、姜、桂等佐料。苏辙《和子瞻煎茶》诗有“北方俚人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挎满口”；清代周蔼联的《竺国记游》记载：“西藏所尚，以邛州雅安为最。……其熬茶有火候”都是流传在民间烹煮茶法的佐证。这种加盐葱、姜、桂与茶同煮的方式减淡了茶的本味，在更大意义上接近于羹汤，为后世所慢慢摈弃，亦是茶圣陆羽所不苟同的吃茶法，但其仍然不失唯一种历史的遗证。时至今日，大理一带仍然保留有用陶茶罐烤茶、煮茶的方法，在白族的“三道茶”里就有浓浓的煮茶古风。

汲其了“先进“吃茶方式的刘维“拈茶如法烹饪而饮之。水之清冽虽热不解其初，而茶之气味则馥馥袭人，有隽永之余趣矣。”在“蒙舍蛮”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引用了中原地区的方法，将茶之本味在煎煮中保留下来，这一切就是在感通古寺中、古井边、古茶树下发生的，刘维《感通茶与僧话旧》有诗云：“竹房潇洒白去边，僧话留连茗熏煎。海山久思惟有梦，心中长住不知年。”记录的也是这段古寺茶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