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六朝时，江南品茗之风就已兴起，到了唐宋时，茶馆、茶肆、茶坊等已遍布城乡了。不过，那个时期的茶馆还是以清谈、消遣、饮茶、会友为主，是文人墨客、达官贵人、王孙公子等休闲、吟咏、会旧的场所。豪华一点的茶馆，有了琴棋书画、四时鲜花的摆设与点缀，彰显出文雅典致的意境氛围。

    茶馆里“艺道”（即文艺演唱活动）的出现，最早则见于南宋时期。那时的临安（杭州）风光秀美经济繁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开始拓展，于是，茶馆便成了一种较好的载体。据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当时有名的大茶坊，“多有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习学乐器，上教曲赚之类，将此为曲，多觅茶舍耳。”在临安的“八仙茶坊”、“清乐茶坊”、“珠子茶坊”的歌妓，“莫不靓妆迎门，争艳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这说明，当时杭州的一些大茶坊，不仅本身培养歌艺演奏人员，而且专门卖唱的歌妓，也渗入茶馆、茶坊，以吹拉弹唱为茶客们寻欢作乐服务。到了元朝，一些元杂剧的内容，也被改编成唱段和鼓词，在茶馆里演唱。这在元人秦简夫的《东堂老劝破家子弟》杂剧中，就有这种情况的专场记述。

    明朝是喝茶的朝代，茶馆也比宋朝有增无减。那时的茶馆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有了专职的说书艺人。他们在相对固定的钟点，到茶馆说书亮艺，几乎成了茶馆里的一道风景。由于茶馆里说书艺人的兴起，社会文人的话本写作也催兴起来。这些话本经过说书艺人的口头加工，便成了他们说唱的脚本。据《杭州府志》记载：“明·靖靖廿一年，全市大小茶馆、茶坊八百余所，各茶坊均有说书艺人的说唱活动，所说皆《水浒》、《三国》、《岳传》、《施公案》等到内容。”那时的名著《金瓶梅》及“三言二拍”等小说的情节，都成了茶馆艺人说唱的素材，为茶馆艺道的勃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清朝是我国茶馆的鼎盛时期。由于清朝的贵族是坐在马背上进关的，当那些八旗子弟们一闲下来，就只好去茶馆里作乐消遣了。于是老北京的书茶馆（即以说书演艺为特色的茶馆）空前盛行。这些茶馆的主人，定时约请艺人来茶馆服务，茶客在品茗的同时，听鼓书赏评弹，既增加了情趣，又丰富了大众的文艺生活。

   据记载：北京的“东悦轩”、“同和轩”两处，是评书名角的荟萃之地。那里的听书茶客欣赏水平也很高，说唱的节目一经茶客们热捧和肯定，茶馆和艺人便声名鹊起。刘建业说的《济公传》、王志魁说的《包公案》、赵英颇说的《聊斋》等最受呵捧，一时成为街谈巷议。这种说书艺人进茶馆的现象，在１８世纪末的天津、重庆、成都、苏州、西安、杭州等城市也很风行。特别是天津茶馆里演出的相声、杂耍、京韵大鼓、大调曲子；苏州茶馆里演唱的苏州评弹；西安茶馆及中原茶馆里演出的河南坠子、三弦书；杭州、广东茶馆里   演出的江南丝竹、茶花调等，都成为茶馆里艺道的亮点。

   戏曲走进茶馆，有点歪打正着的传闻。传说道光三十年（１８２１年），皇帝去世了。依照从前的规矩，天下三年要禁止一切娱乐活动。这个规矩对于以演出为生的演员来说，等于活活断了三年的生路，如果硬撑下去，便会饿掉牙。于是大伙一商量，把戏院改成茶馆不就峰回路转了吗？因为在茶馆里唱戏是为了喝茶，茶是开门七件事之一，算不上娱乐活动。于是，戏曲便钻了茶馆的空子，为茶馆的艺道又增添了厚重的色彩。据记载，清末民国年间，不少戏曲名角都在茶馆里走过穴，北京的一些名茶馆，还邀请过京剧名旦程砚秋、李世芳及须生马连良、杨葆森等的素唱，为茶馆增添了光彩。

   新中国成立后，茶馆里的艺道，一直停滞在说唱评弹相声的品种上。这些节目的演出也往往与各地的公办茶社、或曲艺社融合在一起，丰富了茶馆的经营，满足了人们文化生活的需求。时下茶馆里的艺道，较过去任何时期都丰富多彩了。城乡林林总总的茶馆里，不仅有各种曲艺杂技节目的演出，各种器乐的演奏，近些年来兴起的戏曲茶苑（座），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应时亮相，几乎各种戏曲的演唱都进入了茶馆。这种形式的演出，在市场经济杆竿的作用下，也呈现出多姿的色彩。但总的来讲，戏曲茶苑（座、楼）的戏曲演出，多为临时组合，单演素唱（即上台不化妆、不配角、不走场），演出的人员多为业余戏曲爱好者，也有些专业剧团的演员，应邀前来走穴。

   他们所演唱的内容，多为茶客们所熟知所喜欢的唱段，运作以包唱、点人点段为主，付款形式有搭红、押包、计彩头、全包等，很明显，这种演出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茶馆主人与演员共同谋划，按份分红，达到双赢。至此，茶馆中的艺道，走向了多元，走向了鼎盛，成为时下茶馆经营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