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统一和强盛，造就了兼容并蓄的文化胸襟，气度恢宏的文化心态，宽松开明的文化氛围。中国人树立起对自身的信仰，认定生命的价值，并由此而频频催生出文化创造的激情，为活得更加和谐美好而尽心尽力。就在这样的特定时代背景中，以追求生活美好和谐为目标的“中国茶道”应运而生。

 

    《封氏闻见记·卷六》载：南人好茶饮。开元年间，北人也饮茶成风，时尚“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南方主要产茶区，因应消费之需，茶叶产量已相当可观。北方之茶，“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在饮茶成风的时势熏陶下，陆羽综合茶事，“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紧接着，时人常伯熊对陆忌论著加以阐发补充，使陆著广为传播，“于是茶道大行”。诗僧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也发出了相同的感慨：“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封氏所记，说明了茶道之大行，具备着文化生长的生态环境（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开明宽容的文化政策）；茶道之形成，显示出民性善根．民间智慧得到尽情发挥的时代气魄。随着茶文化的多元扩展与深化，中国茶道的哲学思想基础便明朗了：茶道即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