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长春，土壤多是红壤、黄壤，具有发展茶叶生产的优越自然条件。漳州种茶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主要产品是乌龙茶。
中国乌龙茶在众名茶种类中独树一帜，是十大名茶之一。以福建之历史最久、产量最多、品质最好。乌龙茶本是茶树品种，后成为乌龙茶类的统称，它包括水仙、铁观音、乌龙茶、色种等，其中色种就有数十种茶，如本山、黄旦、毛蟹、梅占、奇兰等等。乌龙茶的统称由来于五口通商之后，西方国家竞来福建抢购茶叶，这是台湾积极发展茶叶生产，突起居上，已具有相当规模。徐珂的《清稗类钞》说：台湾茶均“名乌龙者……尤为输出洋之大宗。”又据厦门海关《华洋贸易年报》，甲午战争前台湾乌龙茶出口最高年份达十九万余担。台湾乌龙茶树为主要种植品种，出口量大，因而成为国际市场的习称，以至凡同一半发酵工艺的茶叶都称乌龙茶，包括福建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色种、乌龙，也包括台湾的乌龙茶和色种茶、广东的凤凰水仙等，统一泛称乌龙茶。
福建乌龙茶采制技术精湛，尤以武夷、安溪二地名重于世。而最早的制作技术却源出漳州，这是鲜为人知的。
漳州的饮茶风与漳州茶叶
漳州民间饮茶之风由来已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永安知县彭光斗在他的《闽琐记》中说：“余罢后赴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圃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茗相待，盏绝小，仅供一啜，然甫下咽，即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多矣。”这段话说明漳州品饮武夷茶的广泛，到处品茶、斗茶成风，入迷，连“穷山僻壤亦多耽此者”。彭光斗在闽为官三年，在龙溪县一个村野老叟的竹园旁室里才领略到“真武夷”的风味，沁透心脾，惊叹不止。
乾隆间“宰相兼太子太师蔡新，告老返乡，夏常避居三坪寺……尚有‘食武夷、看金鱼’，”的情景。（武夷即武夷茶也）因为当时品茶风俗盛行，“食武夷、看金鱼”表现了品茶高雅意境，被人们传为佳话，成为谚语，相传至今。
康熙初年会元，漳州人陈常夏在他的一篇日记上说：“康熙十年（1671年）十月二十三日……值僧闻复往沧桑亭，松窗竹榻，别作岩栖调度，代余为茶水主人，果聪佐之。”从这段日记可以了解康熙初年漳州人对品茶的讲究，重视情趣和意境。青山翠竹、小桥流水、古寺寒月、雅室幽居，这比日本的茶道“和、敬、清、寂”四规更为雅致，达到高等的境界。
明末清初，漳州品茶沿袭宋代斗茶的遗风。《龙溪县志》载：“……购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琯溪之蒲，盛必以长竹之筐。凡烹茗以水为本，火候佐之，俗以三叉河之水为上，惠民泉次之，龙腰泉又次，余泉又其次者。”可见漳州品茶不但有宋代斗茶的遗风，而且更讲究水、火候及茶具，对茶具的讲究至今还流传着“一无名、二思亭、三逸公、四孟臣”等语。明末清初漳州这种品茶、斗茶风气，“有其癖者不能自已”，“茶之费岁数千金”。（见《龙溪县志》卷十）甚至所收入不足以供茶费。
漳州人讲究品茶，生产茶叶也有悠久的历史，可远溯宋元，宋漳州教授李纶在淳熙《临漳志序》提及漳州所产“其所以衣食给用者，则又有……茗之类”。而种植采制兴盛于明季，“漳芽、漳片”正德、嘉靖年间就被列为贡品。正德年间漳州每年贡“叶茶三百七十八斤、芽茶五百斤”。明末清初漳州有著名的“灵山寺茶”，还有名茶“龙山产者佳”，（见《龙溪县志》）平和县“茶出大峰山者良”，又据《长泰县志》载正德、嘉靖年间长泰所产茶叶列入本县向朝廷进贡的珍品。
以上可见漳州的茶叶早负盛名，我们可再从四川名菜谱中略见一斑，传统川菜有一盘名叫“漳茶鸭子”，据说原用漳州茶叶制作而成，这盘“漳茶鸭子”是很有名气的菜肴，吃起来有“漳茶风味”。当然现在所做的“漳茶鸭子”不一定用漳州茶叶制作，但“漳茶鸭子”的名称至今沿用。这也可以说明漳州茶叶古时候就誉满海内。
从《茶歌》看漳州乌龙茶工艺的外传
当今许多专家学者都一致认为乌龙茶工艺至少已有300年以上历史，这一论断大都是据明末清初释超全（俗名阮旻锡）所作的《武夷茶歌》及《安溪茶歌》而得出的。阮旻锡（1626—1711）号梦庵，字畴生，厦门人，出生于败落官僚家庭，弱冠时曾“慨谢举子业，师事曾缨”。曾缨为万历间进士，“崇祯初参政巡漳南”，（见《厦门志》）隆武朝文渊阁大学士。隆武亡，入厦投郑成功。辛卯，（1651年）清兵趁郑成功征粤时机，一度攻破厦门，曾缨自尽殉节，阮旻锡冒死“出其尸”葬于金门。时阮为郑成功储贤馆成员，至抗清事业无望，乃出游各地名山大川十数载，后遁入空门，到武夷山当和尚。《武夷茶歌》当是在武夷山当和尚时所作，《安溪茶歌》应在其后。
《崇安县志》载《武夷茶歌》。录于下：
嗣后岩茶亦渐生，山中供此少为利。
往年荐新苦黄冠，遍采春芽三日内。
搜尽深山粟粒空，官令禁绝民蒙惠。
种茶辛苦甚种田，耕锄采摘与烘焙。
谷雨期届处处忙，两旬昼夜眠餐废。
道人仙山资为粮，春作秋成如望岁。
凡茶之产视地利，溪北较厚溪南次。
平州浅渚土膏轻，幽谷高岸烟雨腻。
凡茶之候视天时，最喜天晴北风吹。
若遭阴雨风南来，色香顿减淡无味。
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巳异。
如梅斯馥兰斯馨，大抵烘焙候香气。
鼎中笼上炉火红，心闲手敏工夫细。
岩阿宋树无多丛，雀呑吐红霜叶醉。
终朝采采不盈掬，漳人好事自珍秘。
积雨山楼苦昼夜，一宵茶话留千载。
重烹山茗沃枯肠，雨声沓松涛沸。
《泉州府志》载有阮旻锡的《安溪茶歌》，亦录之：
安溪之山郁嵯峨，其阴长湿生丛茶。
居人清明采嫩叶，为价甚贱供万家。
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
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
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
真伪混杂人瞶瞶，世道如此良可嗟。
吾哀肺病日增加，蔗浆茗饮当餐霞。
仙山道人久不至，井坑香澗路途赊。
江天极目浮云遮，且向闲庭扫落花，
无暇为君辨正邪。
从《武夷茶歌》中的“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句和《安溪茶歌》中的“迩来武夷漳人制”句可以看出当时武夷岩茶制作技术是推重漳州，仿效漳州，也可能漳州茶商到武夷山利用当地茶叶原料加工乌龙茶，客观上向当地传播了乌龙茶制作工艺。同时，也可以说漳州制茶工艺传入武夷山的时间至少在阮旻锡作《武夷茶歌》之前，即1670年前，距今已有300多年了。《武夷茶歌》较详细地介绍了武夷岩茶的细腻“工夫”。《安溪茶歌》则进一步介绍这技术的传统，歌中说“武夷（茶叶）漳人制”，并且说：“溪茶遂仿岩茶样”，这无疑证明安溪茶的制作技艺是效法武夷岩茶。今人陈彬藩先生、倪郑重先生都确认了这一点。安溪茶早先产量多而制法粗糙，销路不佳。乾隆《泉州府志》说：“按清源（泉州市清源山）茶旧甚著名，今几无有，南安英山及他处所产不多，唯安溪差盛，然亦非佳品也。”《安溪茶歌》也说当时溪茶价甚贱。据《安溪茶歌》的写作时间推论，当是在康熙统一台湾，开放海禁之后，在“西洋番舶岁来买”的情况下，武夷茶叶“漳人制”产品畅销，所以“溪茶遂仿岩茶样”，安溪茶就仿效武夷茶的制法，虽如法炮制，也根据安溪的气候和地理条件有所改进，这就是歌中所说的“先炒后焙不争差”，以致可以达到歌中所说“真伪混杂”。至于安溪茶名气日高，无需继续作岩茶的冒牌货，那已经是以后的事了。
明末清初，我国江南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漳州茶叶商人经营者直接参与茶叶生产技术、商业流通，提供了茶叶生产技术交流的条件，技术交流提高了产品质量又促进了流通。在当时漳州茶叶经营者通过商业流通，促进了区域间的茶叶技术交流，使乌龙茶制作工艺由漳州传到武夷、安溪等茶区。
明末清初漳州经营茶叶之盛，表现为利用武夷优良茶叶，进行加工采办。乾隆《龙溪县志》载：“灵山寺茶，俗贵之，近则远购武夷茶。”这是说明漳州有一种名贵茶，叫灵山寺茶，“灵山寺出北门十里，地宜茶”。灵山寺茶品质极好，只因昂贵，当时漳州饮茶风气之盛，为适应市场的需求，漳州茶商到武夷大量采办岩茶。陈常夏在日记上也说：“茶凡十余种，皆武夷早制之最精者，考公（建州南刹和尚）谓茶之上品，皆漳客重购以行，山中人或未见也。”这日记也证明300多年前，漳州茶商就在武夷山经营茶叶，这和《武夷茶歌》“近时制法重清漳”以及《安溪茶歌》“迩来武夷（茶叶）漳人制”，时间上同是康熙初年，《龙溪县志》也说：“近则远购武夷。”都是说明当时漳商在武夷山采办茶叶，利用武夷山自然条件，“幽谷高岸烟雨腻”适宜优质茶叶生产条件，加工高品质的乌龙茶。为了保持漳州的牌号名气，《茶歌》说茶商将武夷加工出来的茶叶标上漳州的品牌“漳芽、漳片”。对于武夷山名岩古老的宋茶树，“岩阿宋树无多丛”，“终朝采采不盈掬”，这种为数极少，不可多得的珍贵稀有茶叶，漳州茶叶客商如获至宝，被谓之“漳人好事自珍秘”。当然，这句是在褒扬漳州商客有精湛的茶叶鉴定技术。
总之，按两首茶歌和有关资料分析，明末清初，漳州茶叶商在武夷经营茶业，使漳州的乌龙茶制作工艺传入武夷。安溪的乌龙茶制作技术则是学习武夷，故说乌龙茶的半发酵制法源自漳州。不过那时不是叫乌龙茶，漳州茶商标名“漳芽、漳片”，《武夷山志》载有：“小种、花香、工夫、松萝诸名。”当然乌龙茶工艺的“发明”不是偶然，而是漳州人讲究品茶、精心研制，逐渐改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