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是政府对茶叶进行行政管理、扶持和服务等举措的统称。在古代，茶政主要包括贡茶、税茶、榷茶、茶马互市等内容。安化自古惟茶甲诸州县，历朝历代，莅任者无不以茶务为先、以茶政为重。
     明清以降，安化及其所属之长沙府、湖南省（湖广行省），守斯土者尤重茶政，所谓“从前诸宪之殷殷筹划者，止此一事为重”（雍正八年苞芷园禁碑语）。古往今来，都有一些精干勤勉的地方官员，省时度势，推行惠政，民间至今铭记，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这些惠政，奠定了安化茶叶产业兴盛达数百年的基础。
     考察各代茶政，务须求证于茶碑。安化茶碑，广布全县，于古时茶山、茶路、茶市最为密集。虽近世以来多有毁损而漫漶，然百世以上犹有磨而不磷者，历代施政者的良法美意，班班可考。现存茶碑，
     多为禁碑罚碑，禁碑为晓谕大众，罚碑为惩戒奸。无论惩恶扬善，皆为国计民生。
     历代茶政，首重于茶叶之本真。安化因土质特殊、气候适宜、茶种优异、制法精良，故自古以来“唯茶甲诸州县”，历代周边草茶冒安化茶之名牟利者层出不穷，故欲理安化茶政，首在禁革野茶。据道光十七年安化九乡公立茶务章程（唐家观茶碑之一）刊载，自明万历时（1573-1620）通判林之兰等报请道台禁止外地野茶开始，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谕禁，雍正八年（1730）示禁（原小淹苞芷园禁碑），乾隆廿一年（1756）、廿七年（1762）两次严禁，道光四年（1824）、十七年（1837）迭次示禁（原洞市、唐市等处禁碑），咸丰元年（1851）、四年（1854）又禁（水田坪永禁假茶碑），同治七年（1868）及光绪年间（1871-1908）多次革禁（水田坪永定茶规碑），民国八年（1919）以后更是时申禁令（东坪吉祥寺黑茶章程碑），见之于文字记载的禁令多达二十来次，平均每隔十来年就申禁一次。
     从禁令的内容来看，雍正八年苞芷园禁碑首禁“外县茶贩子装载假茶混安杂卖”，乾隆廿一年对“不法之徒接收龙阳、益阳、武陵、新化等处野茶欺商”“示禁永革”，道光四年、十七年“行产客贩均不得搀和外来野茶，朦混发卖，倘敢故违。。。定即严拿从重究办，决不宽贷”，民国八年“外属野茶……应仍旧禁革，以免市伪欺商，有损标誉。巩（当今如字之误）地方有狡猾之徒，从外路运来野茶，将茶充助军饷”，可以说措词越来越严厉、措施越来越具体。
     历代政府如此重视周边“草茶”的禁革，最大的原因就是安化茶叶“上输国课、下养身家”，对安化老百姓和地方财政都极其重要，而“外路茶”冲击安化“道地茶”，严重损害政策和农商利益，故雍正八年苞芷园禁碑以为“迨至近岁，法令稍驰，奸诡之徒乘机复出，交通各行经纪伙同射（谋求，摄取）利，将客商银钱领出，贩卖桃（桃源县）、武（原武陵县，大致为今常德市武陵区）、龙（清代龙阳县，今汉寿县）、沅（沅江县，今沅江市）、新（新化县）、益（益阳县，今桃江县、益阳市区等地）各县草茶，假充安茶交客，致本地产茶尽邅（邅，音zhan，遭致。一说此字为遭，亦通）搁塞，三年不得一售者有之。利归一人，害及万户，公私两无所济，穹（通穷）愚掣肘难堪，虽妇人小子无不切齿而痛恨矣。”禁革外地草茶的另一个原因，是恐外路茶搀入安化本地茶内，影响皇家贡茶品质。安化自明洪武廿四年始“贡芽茶二十二斤”，清代以为成例，并专责大桥，仙溪、龙溪、九渡水四保办贡，史称“四保贡茶”。在封建社会，地方各皇帝贡献方物，是表达“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重要方式之一，来不得半点虚假，故地方官防范甚严。道光十七年禁碑即载：“（乾隆）廿七年蒙金宪专严不法之徒接收龙阳、益阳、武陵、新化等处野茶欺商，并恐搀入贡茗，示禁永革。
     从安化古茶碑上还可以读出，历代茶政均致力于产销标准之规范。旧时茶叶交易，最重要的标准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银、钱兑换的比例：因市面流通纹银成色不一，所能兑换的铜钱也比例不一，为防茶农利益受损，历代都根据银价情况对茶叶交易中的银、钱兑换比例作出规定，雍正八年苞芷园碑规定“买茶须青元各半，不许使用低潮（银锭铸造时，因质地不同和物理作用会形成一圈一圈的纹路，凭纹路可以判断银两的成色，一般来说，元丝银成色高于青丝银，但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青元各半”即青丝银和元丝银各一半。“低潮”指低潮银，亦称低银或潮银，是指银两的成色低、杂南多，同等重量的银两购买力低）”；道光四年原洞市茶碑规定“银用足纹九兑，凡系九五色九五兑，不得搀搭低潮、申色扣水（即茶叶交易所用银两应按照法定的库平十足纹银一两兑钱九百文，如银两成色在九五色以上，就必须按九五折来兑换，不得搀搭低潮银，致使银、钱比例失调。“足纹”即“户部库平十足纹银”，是清朝法定银两标准成色，其银纯度为93.5374%；而市场流通的各地“宝银”成色有高过足纹银两者，称“二五宝”、“二六宝”等，所以用成色高的宝银支付时须“升水”，如以二五宝支付，每五十两须加重二两五钱，反之则应“扣水”）。二是戥秤斗斛等计量器具及成包重量的统一：道光二年，安化县知事刘冀程以各茶号用秤不一，禀请巡抚颁发库秤，铸成铁码二十四副，分发民间及茶号，每码称茶十二手、两码一包，其中每斤另加三钱作为抛灰散末，实际重量为十二斤三两六钱。此法民商称便，沿用至民国，人称“刘公铁码”。此外，历代茶政都对行商抽取费用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以上所述历代茶政，之所以能令行禁止，关键在严于惩治，所以除官方、公会等组织勒石的禁碑外，安化茶碑中还有一类罚碑，即当事人因违反禁令，由地方保甲或公会督促进行惩罚，并将惩处情况立碑公示。这类罚碑也和禁碑一样，多立于茶市、集镇、驿道之旁。但罚碑因涉及具体的人和事，所以在时过境迁之后，往往有被罚人的后人将其毁损，所留不多。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洞市坐子坳罚碑和光绪三年（1877）洞市罚碑。坐子坳罚碑记载了某人凭中将茶卖给某茶行后，又听人唆使加价卖给他人，后遭众人斥责罚处的事实，强调“安邑茶贸，凭行买卖，历有成规……日后产贩不得蹈辙，以整章程”。光绪三年罚碑则记述了某人卖茶，过秤之后以假易真，因而被惩治的过程，重申“嗣后再有犯者，罚钱拾千（八百文）”的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