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清明前，在茶市春寒料峭中，福建白茶产区的茶青价格逆势飞扬，大批茶商拍马杀到，白茶悄然热了几个年头了。从躲在一隅无人喝彩，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茶类，到媒体关注，茶人热议，白茶华丽地亮相了。也许这真的是一场久违的登台，如此小众的茶，历经岁月的洗礼，完成了千年的修炼，自信满满地站在聚光灯下。

 

作为不炒不揉，直接萎凋、晾干烘干而成的传统白茶，随着关注度的提高，不少绿茶用“芽发如纸”白化程度很高，或者是白色茸毫多的芽叶来“凿壁偷光”，把白茶概念搞得混乱，使得消费者无所适从。同时，近年来白茶的考证之风也渐起,但是，严谨的不多，商业气息浓厚的倒是不少。

 

现今关于白茶考证的文章，多从生晒（不炒不蒸）或者针形外观入手。

 

如果以生晒作为白茶出现的标准，那么李白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中早有记载：“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那么白茶应该出自唐朝时的湖北？当然不是。现今公认的白茶起源记录为明朝田艺蘅的《煮泉小品》：“芽茶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亦更近自然，且断烟火气耳。生晒茶沦之瓯中，则旗枪舒畅，清翠鲜明，尤为可爱。”其实这段话，严格来说也只透露了日晒工艺的芽茶（散茶）信息，不是李白笔下生晒的手掌模样的紧压茶。明代稍晚的闻龙在《茶笺》进行一次背书:“田子执以生晒不炒不揉为佳，亦未之试耳”。不管试还是未之试，首次明确提出的“生晒不炒不揉”概念，呼应田艺蘅的说法，可以作为传统白茶起源的佐证之一。

 

针形茶制法是用手工进行抖散、理直、搓条的茶叶工艺。做形中的搓条是针形茶成形的关键（白毫银针除外），通过搓条将叶子搓成浑圆、挺直、光泽、紧如针的外形、影响搓条的因素有锅温、炒制手法和用力程度等。从针形茶外观上看，唐代吕岩的《大云寺茶诗》中有“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玉蕊一枪”的说法，不知道是不是针形茶最早的代名词，但不是白茶起源的依据。宋代大观年间，继“白茶”之后，又呈现三色细芽，即小芽、拣芽、紫芽，在拣芽基本上又创“银线水芽”，其取芽体例与现今白银钱针极为相似。同样，我们知道宋代北苑是蒸青绿茶，不管选材多精致，也只是绿茶的原料而已。至于央视报道，2009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的发掘中，发现了距今一千多年前宋朝的白茶（有说是白毫银针），如果按照福建的习俗，祭奠先人或者入殓，以新鲜茶青为好，墓室构成的干燥密闭环境，或许可以完成茶青到白茶的简单转化，但是，蓝田不能种茶，最近的渭南茶区距离蓝田约300公里，基本可以排除这种推断。如果是成品茶，更无半点可能，因此，笔者认为是一件非常不严肃的事情，依据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张天福前辈，这个茶界的”袁隆平“考证为，清嘉庆初年(公元1796年)，福鼎用菜茶(有性群体)的壮芽为原料，创制白毫银针，也是白茶创制的历史。笔者尚不清楚依据何在，因此不便给予评判。不过，从目前的各种书面证据上看，到底是福鼎还是政和可以作为白茶的始祖，这仍然不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

 

茶学界对白茶起源一直存在争议，孙威江教授归纳为“远古说、唐朝说、明朝说、清朝说”。笔者从考证的角度，支持明朝说。但是，如果从推理的角度（因无法提供文字和实物等证据），笔者更倾向杨文辉教授的“远古说”，如同我们知道的中药初加工方式一般，古代先民也是有意识将鲜茶晒干保存，以备不时之需。他认为远古之茶“与现今的白茶制法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属于白茶制法的范畴”，并推断出“中国茶叶生产史上的最早发明是白茶”。古人这种用晒干方式制成的茶，我们不妨称为“古白茶”。

 

不同的是，杨文辉教授认为茶（古白茶）最初是作为药用的，还成为祭祀天地神灵和祖先的供奉品、帝王贵胄享受的奢侈品、方家术士修道的辅助品。笔者则认为茶首先是食物，承担很弱的药用地位，最终在唐朝上升为一种独立的高尚的饮品。

 

在蛮荒久远的年代，人类生存得非常艰难。食物不足和疾病是最大的难题，也是原始人平均寿命仅有20-30岁的直接原因。可以夸张的说，吃下去不死人的东西都成为食物，吃下去不知道会不会死人的，可能都成为巫师手中的药。茶叶，和许多其他植物叶片一样，开始进入人类的食谱；但是，作为巫师手中的药，茶叶恐怕并不是什么好选择。我的茶叶历史观是：茶，进入人类的视野之初，最主要的功能是食用的，药用及其他价值和地位非常非常低。今人之所以认为茶在历史上的药用等价值，其实都是子虚乌有的神农氏“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说法在起潜移默化的作祟而已。茶，天生就是好食材好饮品，而不是一剂好药。如果指望茶来治病，说句狠话，巫医中医都可以不需要存在了。不排除，茶在历史上一度曾经被试着作为一种治病的药，只是没有什么用处被放弃罢了。

 

茶，一定是以食物的身份，才能穿越古老的岁月，直到陆羽洋洋洒洒地写下千言《茶经》，正式升格为一种高尚饮品，我们今天才有福分享用的。如果是以药的身份，也许今天还在云贵高原上深山中茁壮地成长，成为苍天大树。其实，茶的食饮身份很早就可以寻到蛛丝马迹。比如，用茶为祭的正式记载，直到梁萧子显撰写的《南齐书》中才始提及。该书《武帝本纪》载，永明十一年（493）七月诏：“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上贵贱，咸同此制。”祭品是什么，当然是神灵或先人爱吃的食物和饮品，肯定不能拿药来祭祀吧？陆羽《茶经》中说的“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也是引用所谓的《神农食经》，侧面又证实是一种食品形态存在的茶。

 

唐宣宗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杨华的《膳夫经手录》所载：“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以及晚唐诗人皮日休在《茶中杂咏》序文中曾有评说：“自周以降及于国朝茶事，竟陵子陆季疵言之详矣。然季疵以前，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沦蔬而啜者无异也。” 这样的文字容易刺激从神农氏就开始谈茶之人的神经，但是，将鲜茶或干茶煮成茗粥或者菜蔬用来填饱肚子，的的确确是中唐以前茶的最主要用途。陆羽《茶经》之前那些一鳞半爪、语焉不详的茶史料，不断被质疑推翻，连茶祖神农氏“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说法也在国内竺济法和周树斌等专家学者考证下真相大白，令人啼笑皆非。

 

中国人历来就喜好托古而说，自春秋战国一直延续至今。春秋战国是中国学术理论最耀目最伟大的时期，各种学说纷纷出炉。在严格追求礼法的时代，寻一个上古传说中的伟大人物作为学说的创始人或者思想启蒙者，无疑是有很好的感召力和说服力。历史上，传说与真实也总是扑朔迷离。据日本学者考证，中国隋代之前，已有《本草》类著作百种左右，唐代以后更多。各种版本的《本草》，或冠以神农之名，或托神农之威，谁叫“头上长着两个角”的神农氏在中国历史上如此大名鼎鼎呢。因此，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件事。

 

即便是茶已经升级为单纯的饮品，在宋以前，以煮茶作为茶饮的形式也存在了上百年，正是茶食物属性向高级饮品过渡期的绝好证明。同样，宋代的“点茶”，虽然摆脱了原始食材的“煮饮”之法，连汤带末全部喝下的方式，还是深深地印下了食材的烙印。

 

今天云南少数民族还保留的“腌茶”和“烤茶”的方式，就是茶叶食饮的化石标本。今天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太姥山村民，由于缺乏与外界的交流，仍执著地沿用晒干或阴干方式制茶自用，无意间将古白茶制茶工艺保存了下来。山民这种自制的土茶，俗称“畲泡茶”、“白茶婆”，也是一种非常原始的茶饮方式。

 

考古学界发现5亿年前的寒武纪是地球生命多样化的一个分水岭，寒武纪是多细胞生物起源，生物多样性大大增加，奠定今天几乎所有生命形态的重要时期。古白茶犹如寒武纪之前的生命形式，哪怕单细胞也是如此丰富，但是没有“骨骼”形成化石，什么都无法留下，只是茶的传奇或者神话。明代炒青工艺出现之后，今天的六大茶类中的大部分如同十月分娩，纷纷来到这个世界，丰富多彩，风情万种。

 

白茶，古老又如此鲜活，一如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