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茶叶的传播和茶马古道线路本身而言，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自足，而是一个非常开放与兼容的系统。如不仅向北与丝绸之路相连，向东、向南进一步延伸又可与海上瓷路相接，并在历史上呈现出茶马古道、丝绸之路、海上瓷路三者的“彼伏此起”，而西南地区的茶马古道以其灵活性与顽强的适应性异常活跃并达到了物资贸易和人员往来的顶峰。

 

茶马古道网络的成型是由于茶叶向藏区的贩运。我国早期的茶叶开发利用与早期活跃在西南地区的族群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茶叶正是从这一地区向周围传播开来。居住在滇藏川三省区交界地区的民众一直以来都有着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互动与联系，唐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重要的一些交通路线。藏区百姓完全有可能在同滇西北和川西百姓的经济和文化互动之中，了解了茶叶并逐步学会了使用茶叶。藏族文献《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应当承认的是，茶叶最初传入并不等于人们接触茶叶后就立即完整地学会了饮茶，更不等于饮茶相关物质和精神文化已经传入到这一地区。从最初接触到茶叶，到认识并学会使用茶叶，也需要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不过早期内传入藏区的茶叶及其传播路线，却为茶叶在藏区的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之于唐宋之际迅速在藏区传播开来。

 

如果说宋代在面临边疆军事实力非常强大的情况下，以茶叶作为“砝码”来换取短暂和平与稳定是无奈的“下策”的话，发展到明代，茶马互市已经变成了明朝治理边疆和实现内地与边疆一体化的“上策”。此时，茶叶已经成为了北方和西北边疆地区民众日常饮食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培养出了浓厚的饮茶习惯，需要大量的茶叶来消除青稞、肉类和奶酪等乳制品中的热量和油腻，对茶叶也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茶叶的获得与否已同北部和西北各少数民族民众的正常生活密切联系了起来，茶叶已经成为明朝中央政府有效管辖边疆地区的“利器”。正如《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所言：“是则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国家政理之大，经过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也正是出于这一点，在边疆民族的治理和边疆地区稳定的管理过程中，严格操控和掌握同周边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始终是明朝中央政府秉持的重要战略方针，以茶易马的和平民族交往政策和边防治理措施得到了明代统治阶级的深刻认同和奉行。

 

固然，茶马互市有一定的不平等色彩，但它却无疑从经济方面为双方都开辟出了非常广阔的市场：既刺激了内地茶叶等农产品种植和加工的发展，也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畜牧业的繁荣，不仅为民族的统一和交融奠定了基础，也在客观上起到了联系中原地区和西南、西北等周边地区民众的效果，在边疆地区树立起了一道无形的“茶叶边疆”。而且相对于军事、政治等方面的措施而言，茶叶贸易无疑是“柔性”的，不仅更容易被百姓接受，而且它们产生的是深层和长久的无形影响。在各朝政府以茶叶构筑无形边疆的同时，商人们的贸易活动也在无意中促进了我国“茶文化边疆”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