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精神的实质，源自古老的“天人合一”。中国艺术的传世作品，除突显记录功能的部分外，绝大多数做到了“一切景语皆是情语”。大自然的物象，都是充满情感的人格化的对象。艺术家倾注于材料上的形象，几乎都是其内在感情的外化。

 

文人书画，正是在这种审美价值的观照下，成为中国艺术的主要形式。

 

曹不兴为孙权画屏风，误落一墨点，匝势画成一只苍蝇。孙权误以为真“举手弹之”，说明三国以前，绘画以逼真为审美标准。从西晋统一到东晋南渡，绘画观念发生了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次巨大擅变：顾恺之的“传神”，代替了人们常说的“栩栩如生”。当然，这仅仅是绘画观念上开始变化，唐代文人凭诗文便可入仕，但画师与画工是不入流的。阎立本那时已做到了省部级高官，皇帝召唤，请阎画师作画。阎立本强装笑脸勉强画完画，回家之后立即召开家庭会，宣布子子孙孙不准画画。至宋元，苏东坡“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倪云林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与“传神”论一脉相承，许多名家践行，加上皇帝本人亲历亲为，终于确立了中国画的审美主流。

 

不论似与不似，书画家均以是否抒写“胸中逸气”作为皈依。

 

文人书画，展示美，不限于技。

 

文人书画，情致最重要。情致是作者内心对万物滋味的洞察，幻化笔墨后，或风花雪月，或稚拙痴顽，或劲辣霸道，或节操高洁，甚至歪瓜裂枣，甚至跛僧怪道。

 

文人书画的特点在于：词汇向虚，语言向意，图式向理。

 

大雪飘飘，竹影斑驳，晨钟暮鼓，经声佛号，驿旅踏歌，青岚夕照，南山荷锄，夜雨剪韭，平沙落雁，甚至南瓜熟了芍药开了，小老鼠上灯台了，都入得书，入得画。

 

有劝诫，有隐喻，有诗情画意，有柴米油盐，有悲欢离合儿女长，有生老病死人生浩叹。

 

文人书画，可以掩饰自己的行为动机，却无法伪装自己的生命格调。

 

文人书画，未必都能到上述“本乎斯文”的标准，有的可能尚有较大距离。但，精卫填海和夸父追日告诉我们：用日日夜夜的点点滴滴，挑战着无法想象的浩翰和辽阔；用永远不可能的追逐，甚至超越自己生命底线去进行一场与自设使命的博弈，恰恰证明了艺术追求的高尚与伟大，悲壮与美丽。

 

天人合一在有的方面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一它的本义可能是天与人的遥相呼应，人对天的永恒追逐。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文人书画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种高品味的美学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