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茶，不是一个茶树品种，也不是一款茶产品，而是一个群体，也就是俗称闽北地区的茶业总体。这个总体，足以俯视中国乃至于世界茶史。正是武夷茶，支撑起了中国茶坐标的高度。这一点，多年来诸多的茶文化研究者遣词用字过于谨慎了。

试举几例，据乌克斯《茶叶全书》记载，最早运到欧洲的中国茶是武夷茶。波士顿倾茶事件的“主角”是武夷茶。最早测出的茶叶成分被命名为“武夷酸”。印度等地的茶种子、拼茶来源于武夷茶。武夷茶曾是中外文人们争颂的对象……这实际上源于武夷茶所创造的巅峰状态以及对中国茶史与世界茶史的巨大贡献。

当然，这里讲的巅峰，并不是达到顶峰就停滞了，甚至下滑了，而正如站在峰顶上，这山望着那山高，不断创造着巅峰。我觉得用“巅峰”两个字来定位武夷茶再恰当不过。有人可能说，武夷茶历史长河中也不乏颠簸，如明初团茶改散茶后、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武夷茶一度出现低迷。

这不假，但正如巅峰中的波谷，波谷实则是在蕴育着一种力量，喷薄而出时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一个更崔巍的巅峰。武夷茶就是这样，不断蝶变，进入了中国茶业史，成为中国乃至于世界茶文化史的栖息地与支撑点。而许多历史名茶依然只是名茶，甚至蜕变得彻底消失了。

天下之茶建为最

让我们把思维切换到千年前。

北宋时期，气候渐渐变冷，太湖区域的贡茶园不能在清明前预期发芽了。但皇家的胃口不能不满足，于是贡茶基地南移，最终锁定了建安。从此，这个起源于五代闽国龙启元年（933年）的北苑御茶园开始了中国茶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历经四朝，至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罢造，凡458年，留下了一个文化奇迹——中国团饼茶最高制作工艺的发祥地。

 

“龙团凤饼，冠绝天下，其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胜造其极。”其稀世之珍，即使在位高权重如王安石的眼中，皇帝赏赐的龙团凤饼亦如九天下坠的珍宝，可让饮者两腋清风，欲上蓬莱。没有口福的低品级官员只能从密云龙、瑞云翔龙、龙团胜雪等一个个曼妙的名字中去想象了。不独如此，就在此时此地，中国的贡茶生产进入专门化与制度化。至宋徽宗时期，烹茶品饮之风，一如宋之工笔，细腻，讲究，乃至登峰造极。 

北苑贡茶在创造辉煌，茶学与茶文化亦不甘落后，臻至一个新的高度。蔡襄的《茶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赵汝砺的《北苑别录》、宋徽宗的《大观茶论》、黄儒的《品茶要录》、熊藩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20多本茶著，论述的主题虽是区域性的，但此种文化景观，在中国古代茶文献史上是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的，足以笑傲茶学思想史。这些茶论，或品评茶色之美，或崇尚茶器之精，或赞美建茶之品，空前启后，至今研究茶学仍绕不过。

更为人熟知的是中国茶文化史在这一时期绚烂夺目，茶文化与诗文化、禅文化充分渗透，诗歌的国度迸发出一朵茶诗奇葩。或情趣盎然，超然出尘，或娴适洒脱，清悠远极。茶叶茶人、茶品茶事、茶德茶情、茶理茶趣、茶礼茶道统统诗化了。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宋时的茶诗数量之众空前绝后，尤以武夷茶诗最具亮色，参与文人之多，上自皇家下迄文坛风流人士林逋、杨亿、范仲淹、晏殊、梅尧臣、欧阳修、曾巩、苏颂、王安石、苏东坡兄弟、黄庭坚、秦观、李清照、陆游、周必大、杨万里、朱熹几乎无一落下，并延至元之耶律楚材、萨都剌。

即使明初团茶废，散茶兴，但后世凭吊的余韵却久久未去。骚客雅士不约而同地以穷尽汉语最靓丽的字词来比拟武夷茶，臻至无以复加之境。文人是茶美的发现者，更是茶美的标准的构建者。文人的偏好，将武夷茶从饮料推向文化审美，从“器”走向“道”，体现了一种茶文化之美。名茶与名山、名茶与名人珠璧交映，照灼千年。

武夷茶是属于世界的

中国六大茶类，武夷茶独创三席，乌龙茶、红茶、白茶，谓其产品创新的巅峰当不过分，闽北地区至今仍是中国特种名茶的重要产区。武夷茶的创新价值对后世的贡献与影响，茶界并没有充分的评估。

窃以为，首先是丰富了中国茶品种，提高了茶产量，改变了茶叶消费方式，对外贸出口产生了较大影响，如清代功夫茶，主要冲泡的是乌龙茶与红茶；外贸出口的重头产品是武夷茶，这一过程持续了两个半世纪之久，其经济价值难以估量。至今乌龙茶仍是茶叶出口的大宗。

其次，其品种、工艺传播自古迄今，自中及外，产生了广泛的市场效应与深远的文化效应。乌龙茶由闽北衍及闽南乌龙、广东乌龙、台湾乌龙，并催生了至今兴盛的功夫茶泡法。在正山小种红茶工艺基础上诞生了福建工夫红茶和红碎茶，向省外传播，则萌发了祁红、滇红、九曲红梅等十多种红茶。新时期炙手可热的金骏眉，也是在传统正山小种红茶优良品质的传承与工艺的基础上的创新结果。其社会价值，不仅在于品种的创新，更引发了红茶热，不仅填补了中国缺乏顶级红茶的空白，更为中国红茶的重新崛起竖立了一根标杆。

再次，扮演着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不论是茶叶的海上输出之路，还是陆上由晋商书写的“万里茶路”，目前政府已经作为文化遗产准备申遗的。闽商在海丝路上的走海行船，敢冒风险，与晋商足履灼沙，顶风斗尘，马矢代薪，炊灶作食的精神，最终都沉淀为中国重要的商业文化特质。

 

武夷茶传入欧洲，虽没有那么顺利被接受，但一旦与英国的科学风尚相结合，便衍化为一种时尚的大众的生活方式。如下午茶，正如一首歌谣所唱：“当时钟敲响4下时，世上的一为茶而停。”如今，下午茶成为最能代表英国文化的符号。

不独如此，武夷茶更进入了英国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等文学艺术领域。文人政客们对茶如痴如醉，为武夷茶留下了大量诗篇。有时，“武夷”就是“茶”的代称，大诗人雪莱、拜伦等就在茶与瓷器、丝绸中构筑他们的“印象中国”。这一点，与中国的文人雅士的爱茶之心似有灵犀。

武夷茶东渡日本，在日本茶道中留下深深的影子。穿越茫茫戈壁大漠，给俄罗斯送去多少期盼，马雅可夫斯基赞道：“一切东方人，心里乐开了花，骆驼驼来了——武夷茶”。印度、锡兰茶品种、工艺的祖宗都是武夷茶，那个英国人福琼偷武夷茶树的故事不知被讲述过多少次了。武夷茶在美国衍化为一种冰茶冷饮。在东南亚，不少家庭常备着武夷茶。

武夷茶，曾支撑起了世界茶产业的一个庞大体系。武夷茶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文化的自信史呢？武夷茶理所应当受到世界的尊重。《武夷茶大典》也是写给世界的。

茶业复兴的一个巨大符号

 

在新时期，福建茶产业走在全国前列。在茶类品种、茶树良种数量、茶叶总产量、产值、涉茶产业以及茶企品牌建设等方面居全国领先地位，著名品牌专家谢付亮先生在《茶翅高飞——中国茶叶品牌快速崛起之道》中亦有相关论述。这与武夷茶的贡献密不可分。

传统上，武夷茶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茶叶生产方式一样，是小农生产方式，规模小，经营分散，对市场变化反应迟滞，缺乏技术革新与茶种改良。《茶叶全书》就批评了中国茶的宣传推广缺乏组织与力度，尤其是近代，茶业技术落后，连印度、锡兰都不如。印度茶业协会1900年就设有科学技术部，推出了不少科技著述、技术发明与茶种改良。

即便如此，中国茶的科技亮点还闪烁在武夷茶中。吴觉农先生抗战期间在武夷山创办了第一所全国性的茶叶研究所，推出了大量至今仍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包括林馥泉的《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王泽农的《武夷岩茶土壤》等。即使茶人自己也感觉自豪，陈椽有言：“武夷岩茶制作技术独一无二，为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无与伦比，值得中国人雄视世界。”

当今的武夷茶企秉承了传统，焕发出新的生机。在武夷山，不少茶企的生产与科研结合得特别紧密，既是企业又是科研机构，是工厂，又是研究所。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人的广泛接触，从他们身上，看到一种复兴中国茶业的力量贯穿其中，如岩骨花香流泽后世。至于产业化过程中的技术与品质管控，茶树改良与种植，茶叶深加工，有机生态茶园建设，品牌建设，茶叶流通模式的创新，涉足资本市场等等无不可圈可点。

 

茶的命运折射出一个国家的兴衰。政治清明、经济持续繁荣、科技不断创新，文人创作新品迭出是茶产业健康发展的前提。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阔背景中，春江水暖，先飘然而起的，不仅是茶香，还有茶文化。

《武夷茶大典》作为典籍性读物，既忠实地记载历史，更注重提炼与总结最新的科研与文化成果，对未来武夷茶发展具有预见与指导作用。既从茶的角度，又跳出“茶”来看武夷茶，从外贸、交通，甚至自然灾害等角度来认识武夷茶。既反映武夷茶事，也反映武夷茶人茶企。

武夷茶的厚重不是一本大典所能涵盖的，否则对不住历史上的武夷茶人。《武夷茶大典》的编写宗旨，是在产业化大发展的节点上把武夷茶文化传递下去。放眼武夷茶产业的发展，一是需要融合，茶与茶的融合，茶与其他产业的融合。

二是引入科技、资本等元素。我们熟知的世界上第一本茶著《茶经》，也是在茶商的推动下由陆羽来完成的。

三是文化资源的挖掘。闽北是中国重要的茶产区，更是传统文化重镇。“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我们输出茶的同时，更要输出茶文化，这肯定是茶产业持续发展的一个大背景。茶文化的绾接与弘扬要比茶本身难得多。

四是需要创意。茶叶最能体现中国人的创意，中国人的智慧滋润了一片片苦涩的叶子。武夷茶保留了茶的多样性，未来的发展未必要走立顿标准化的路径，如武夷岩茶，是茶植物王国的桂冠，可打造成茶科研、教育、旅游的制高点。

闽北茶品繁多，风格多样，百茶争放，这既是一种历史延续，也是开明开放，积极与外界交流的结果。或许这也是武夷茶历经千年起起落落而始终不断创造巅峰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