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许多壶友收藏紫砂壶多是因其适宜文人雅赏，但紫砂壶能成为家喻户晓的泡茶利器，得归因于其紫砂泥原料优越的宜茶性。明末，对茶事甚有研究，著有《洞山岕茶系》的周高起在他的砂壶专著《阳羡茗壶系》开宗明羲便写道：“近百年中，壶出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也，陶曷取诸？取诸其制，以本山土砂，能发真茶之色香味。不但杜工部云：倾金注玉惊人眼，高流务以免俗也。”这即说明了百年茶器之争的结论是“壶出银锡及闽豫瓷，而崇尚宜兴陶”，同时也点明了其致胜的关键是在“能发真茶之色香味”。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战果是空前辉煌的，因为所谓的“闽豫瓷”皆是赫赫有名的茶事名器，闽瓷指福建建阳窑的兔毫盏，豫瓷则是指江西景德镇的官窑瓷器，宜兴紫砂壶以一新兴的地方民窑，不但能手败强敌，甚且让高流雅士务必去使用它，以免显得自己太过俗气。这样的成就显然是令人诧异的，因为再早个几十年的嘉靖至万曆年间，专业茶人对茶注的看法并非如此，如嘉靖钱椿年《制茶新谱》（约成书于1530年）尚载“茶铫、茶瓶以银锡制为上，瓷石次之。”万曆十八年屠隆《茶说 择器》更贬抑陶壶“金银为优，贫贱者不能具，则瓷石有足取焉......无釉瓦罐渗水而有土气，用以炼火饮之，逾时恶气缠口而不得去，亦不必兴猥人俗辈言也。”

 

明代万历二十四年张德谦《茶经》也认为茶壶以：“官、哥、宣、定为上，黄金白银次，铜锡者门试家自用。”显见这些茶事专家都还特别强调金银壶、瓷壶的价值和功能。但到了万曆三十七年的罗廪《茶解》出现了转变：“以时大彬手制粗缸色者为妙，其次是锡。”而距明末周高起所论之后不过十余年，周容（1619~1679）写于顺治十年稍后的《阳羡瓷壶记》篇首便道“今吴中（苏州）较茶者，壶必宜兴瓷云。”再晚些的徐喈凤编《宜兴县志》清康熙二十五年版，1686）：“供春制茶壶，款式不一，难独瓷器，海内珍之，用以盛茶，不失原味。故名公巨卿，高人墨士，互不重价买之。继如时大彬，益加巧价愈胜。”这些评价并不只是文人观点或地方志的片面肯定，连专业的茶人冯可宾都在《岕茶牋》（约成书于1642年）明载：“茶壶陶器为上，锡次之。”为这样的价值观做了最专业有力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