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在日本留过学，对日本茶道非常了解。他除了夸日本厕所出色外，大约夸得最多的就是茶室。在给冈仓天心《茶之书》中文版做序的时候，周作人说自己很是忐忑，这序不好写。

他书房里有陆羽的《茶经》、陆廷灿的《续茶经》以及刘源长的《茶史》可供寻找灵感，但看来看去，发现没有什么用。

“我将这些书本胡乱的翻了一阵之后，忽然的似有所悟。这自然并不真是什么的悟，只是想到了一件事，茶事起于中国，有这么一部《茶经》，却是不曾发生茶道，正如虽有《瓶史》而不曾发生花道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中国人不大热心于道，因为他缺少宗教情绪，这恐怕是真的，但是因此对于道教与禅也就不容易有甚深了解了罢。”

反观中国，国人吃茶，平民化很多，都市有茶楼，村楼有茶店，一条板凳，一个盖碗，就可以打发。不愿意出门的，在家也可随时享用。

日本“茶道有宗教气，超越矣，其源盖本出于禅僧。中国的吃茶是凡人法，殆可称为儒家的，《茶经》云，啜苦咽甘，茶也。此语尽之。”

 

中国茶不分阶级，但日本茶道有等级。

中国昔有四民之目，实则只是一团，无甚分别，搢绅之间反多俗物，可为实例。日本旧日阶级俨然，风雅所寄多在僧侣以及武士，此中同异正大有考索之价值。中国人未尝不嗜饮茶，而茶道独发生于日本，窃意禅与武士之为用盖甚大。

西洋人读茶之书固多闻所未闻，在中国人则心知其意而未能行，犹读语录者看人坐禅，亦当觉得欣然有会。（周作人《茶之书序》）

 

《茶之书》是冈仓天心用英文写的书，在西方世界影响很大，最近10年间，随着茶道在中国的兴起，也热起来，涌现出许多版本。而关于中国茶道与日本茶道的区别，也是当下茶人争论的一个焦点，很可惜，当下的文化名流少有人写茶文，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终其一生，周作人（1885-1967）都在做一件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打通茶与文字。曹聚仁评价说，周作人随笔语言像龙井茶，观之虽无颜色，喝到口中却是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

 

周作人自己则说，读文学书好像喝茶，喝茶就像读文学书。

常觉得读文学书好像喝茶，讲文学的原理则是茶的研究。茶味究竟如何只得从茶碗里去求，但是关于茶的种种研究，如植物学地讲茶树，化学地讲茶精或其作用，都是不可少的事，很有益于茶的理解的。

 

以茶入文，以文观茶，周作人无疑是民国那代人里发挥得最好的一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

他是文人中的茶人，茶人中的文人。

茶与水，从绍兴到北京

古稀之年的周作人，回忆曾经生活过的补树书屋。

他邀请我们走进那个古旧的四合院，向我们一一诉说他与鲁迅（1881-1936）居住的环境。他在往昔的时光里休息，我们则在那一扇扇打开的门窗与柜子里，闻到了书香与茶香。

 

南头的一间是他的住房，也是客室，床铺设在西南角上，东南角窗下是有抽屉的长方桌，迤北放着一只麻布套的皮箱，北边靠板壁是书架，里边并没有书，上隔安放茶叶火柴杂物以及铜元，下隔堆着些新旧报纸。书架前面有一把藤的躺椅，书桌前是藤椅，床前靠壁排着两个方凳，中间夹着狭长的茶几。 

 

这些便是招待客人的用具，主客超过四人时，可以利用床沿。平常吃茶一直不用茶壶，只在一只上大下小的茶盅内放一点茶叶，泡上开水，也没有盖，请客人吃的也只是这一种。（周作人《补树书屋的生活》）

这个四合院是绍兴会馆下面的独立院子，死过一个女人，长期空置，入京后的鲁迅先在这里住下。院子里原本有一棵楝树，莫名其妙折断后，就补种了一棵京城里常见的槐树，这也是补树书屋的来源。

只要到四五月，槐树就会开花，老院子里四处都散发着槐花清香，虫子也是满地滚爬。

 

因为这里距离晚清著名的杀人地菜市口太近，周作人一直不太喜欢。他也不喜欢“绍兴”这两个字，不如“会稽”古雅，是南宋强改的地方名，“绍兴人”多且杂，口碑不好，不受人待见，弄得他们只好说自己是浙江人。不过他们在这里没有住多久，就自己置业搬走了。

 

那个时候，鲁迅在教育部当公务员，白天上班，晚上在书屋打着蚊子看佛经，拓片，周作人则在翻译小说。经常骚扰他们的不是鬼，而是猫，兄弟两人经常半夜起来撵猫。常来老屋做客人不多，钱玄同是跑得最勤快的一位，他经常来这里喝茶聊天，游说鲁迅在这里写出了《狂人日记》。

 

朋友太多的时候，周氏兄弟也会邀约他们一起到书屋附近的青云阁玉壶春喝茶。鲁迅初到北京，茶馆会友是常态。他在日记里写到与徐悲鸿等人去中兴茶楼喝茶。11月18日：“午同二弟往观音街，买食饵，又至青云阁玉壶春饮茗，食春卷。”12月8日：“至青云阁玉壶春饮茗。”周作人则说，他们那天起得特别早，是为了避开绍兴县馆里的周日公祭，早上10点就跑去琉璃厂，逛碑帖店，中午到青云阁吃茶。

 

周作人记得鲁迅在10岁的时候，就手抄过陆羽的三卷本《茶经》以及《南方草木状》《、五木经》等冷门书籍，还有图文并茂的《山海经》、《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等书。周作人说，这些书籍为自己走上名物实证培养了兴趣，他后来也写了《草木虫鱼》等著作，许多人把周作人当做博物学家，都是花花草草惹得祸。舒芜就说他：“细数草木虫鱼，泛论鬼神道佛，涉猎东西学问，闲话古今文章。”

 

读书抄书写字喝茶是绍兴殷实知识分子家庭的日常生活。周作人回忆，终日卧榻抽大烟的大舅父与他们谋面甚少，那是烟枪与世间的距离。但他记得舅父屋里的有一把很稀奇的烧茶炉子，黄铜所造，但奇怪的是用纸煤烧的。所谓纸煤，就是用易于引火的纸搓成的细纸卷，点着后一吹即燃，多作点火、燃水烟之用。

 

小时候的周作人不知道这烧茶炉叫什么名字，这炉子烧十几根纸煤就可以把一小壶水烧开。因为需求量大，他经常看到表姐们在一边折叠这种细长条的纸煤。这种经验后来影响了周作人，他会用废旧的报纸来做纸煤烧茶水。

 

在周作人老家，有一把大锡茶壶，一日三次，早晚都有现成的茶饮。但在皇甫庄，就不一样，“同是在一个城里或乡里，饮食的方式往往随人家而有差异，不必提隔县了。即如兴房（豫才哥弟这一房）旧例，一面起早煮饭，一面也在烧水泡茶，所以在吃早饭之前就随便有茶水可吃，但是往安桥头鲁家去做客，就不大方便，因为那里早晨没有茶吃，大概是要煮了饭之后再来自由烧水的。”

幼年的饮茶习惯影响了周氏兄弟。

在老家里有一种习惯，草囤里加棉花套，中间一把大锡壶，满装开水，另外一只茶缸，泡上浓茶汁，随时可以倒取，掺和了喝，从早到晚没有缺乏。

 

日本也喝清茶，但与西洋相仿，大抵在吃饭时用，或者有客到来，临时泡茶，没有整天预备着的。鲁迅用的是旧方法，随时要喝茶，要用开水，所以在他的房间里与别人不同，就是在三伏天，也还要火炉，这是一个炭钵，外有方形木匣，灰中放着铁的三角架，以便安放开水壶。茶壶照例只是所谓“急须”，与潮汕人吃“工夫茶”所用的相仿，泡一壶只可供给两三个人各一杯罢了，因此屡次加水，不久淡了，便须换新茶叶。

 

这里用得着别一只陶缸，那原来是倒茶脚用的，旧茶叶也就放在这里边，普通顿底饭碗大的容器内每天总是满满的一缸，有客人来的时候，还要临时去倒掉一次才行。所用的茶叶大抵是中等的绿茶，好的玉露以上，粗的番茶，他都不用，中间的有十文目，二十目，三十目几种，平常总是买的“二十目”，两角钱有四两吧，经他这吃法也就只够一星期而已，买“二十目”的茶叶，这在那时留学生中间，大概知道的人也是很少的。

 

鲁迅是这般吃茶，周作人也是这般吃茶。茶叶价格的选择与经济状况有关系。

周作人因为太好茶，对茶的敏感程度远超别人。

周作人参加县考的时候，抱怨那里的茶水实在贵得离谱。“平常泡一壶茶，用水不过一二文，现在差不多要四十文，至少加了二十倍。所以如泡一碗年糕也要花不少的钱。此外茶摊上也有东西可吃， 这便是粉丝煮汤，可以当面，但看去既不好吃，价钱也贵，始终没有请教过它此外也有个阔人去洗脸的，那自然要比沏茶更贵，一般的人也是不敢去领教的。”这个故事，后来还被刘半农用作了典故。

 

喝茶是国人最享受的嗜好

周作人没有学会抽烟，也不爱酒。喝茶就变成唯一的嗜好品。

喝茶说的是茶话。茶话，不是酒话。是清淡的，不是昏沉的，是清醒的，不是醉梦的。谈及自己不抽烟、不喝酒，周作人甚至根究出了自己的嗜好对自己阅读以及写作的影响。

袁中郎说：“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张岱接着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人得有个嗜好，周作人说，“我并不以为人可以终日睡觉或用酒代饭吃，然而我觉得睡觉或饮酒喝茶不是可以轻蔑的事，因为也是生活之一部分。”，他举例，百馀年前日本有一个艺术家是精通茶道的，有一回去旅行，每到驿站必取出茶具，悠然的点起茶来自喝。有人规劝他说，行旅中何必如此，他答得好，“行旅中难道不是生活么。”

 

在周作人笔下，吃茶是嗜好，是习惯，多是一些日常的茶叶，而非什么名贵茶。有茶就是享受。

我有一种嗜好。说到嗜好平常总没有什么好意思，最普通的便是抽鸦片烟，或很风流地称之曰“与芙蓉城主结不解缘”。这种风流我是没有。此外有酒，以及茶，也都算是嗜好。

周作人写过好几篇酒的文章，他在医生指导下喝酒，能喝半斤绍兴黄酒，后来又不喝了。说到茶，就不一样了，“当然是每日都喝的，正如别人一样。”  

周作人说古人的癖好以及风雅往往学不得，比如蔡君谟嗜茶，老病不能饮，则烹而玩之。“这种风致唯古人能有，我们凡夫岂可并论，那么自以为有癖好其实亦是僭妄虚无的事，即使对于某事物稍有偏向，正如行人见路上少妇或要多看一眼，亦本是人情之自然，未必便可自比于好色之君子也。”能饮，就每日一茶，能读，就每日一书。

 

灯明茶熟，看书作文

在民国那一代文人里，周作人大概是唯一一位，想把茶与文学打通的人。

这是1931年，周作人给张我军翻译的夏目漱和《文学论》所做序言里讲的话：

我平常觉得读文学书好像喝茶，讲文学的原理则是茶的研究。茶味究竟如何只得从茶碗里去求，但是关于茶的种种研究，如植物学地讲茶树，化学地讲茶精或其作用，都是不可少的事，很有益于茶的理解的。夏目的《文学论》或者可以说是茶的化学之类罢。中国近来对于文学的理论方面似很注重，张君将这部名著译成汉文，这劳力是很值得感谢的，而况又是夏目的著作，故予虽于文学少所知，亦乐为之序也。

 

到今天也是这样，有人喜欢研究茶的成分，什么茶儿素，茶黄素，茶多酚，氨基酸，尽是显微镜下的说辞，听得脑袋大。我大学上的是中文系，最怕上《文学原理》以及《现代汉语》这样的课程，越听越觉得无味，文字更是看几页就要睡着。

知茶味，未必要置于显微镜下。

懂文章，只要调动感受力即可。

说到茶话，周作人也有自己见解：   

 

茶话一语，照字义说来，是喝茶时的谈话。但事实上我绝少这样谈话的时候，而且也不知茶味，——我只吃冷茶，如鱼之吸水。标题《茶话》，不过表示所说的都是清淡的，如茶馀的谈天，而不是酒后的昏沉的什么话而已。

周作人早年日记（1898—1905）经常有饮茶读书的记载，“啜茗看书”、“啜茗独坐”、“烹茗，读《史记》”、“煮茗自啜，忆怀远人”、“瀹茗当酒，以浇块垒”……

周作人后期写茶篇幅非常多，流传甚广的有《北京的茶食》 、《喝茶》、《吃茶》、《再论吃茶》、《茶水》、《茶饭》、《苦茶》等等，文集也有以茶之名的《茶话》 、《苦茶随笔小引》《苦茶庵笑话选序》。

他字号“苦茶”、“苦茶上人”，把自己家命名为“苦茶斋”，写文章又常常拿茶来做比喻，开创了新一代茶风，晚明以降，就茶文来说，影响无出其右者。

 

但苦茶并不是很好吃啊，周作人说。要在苦中吃到甜，那才是境界。并且，这也是中国的传统。他认为陆羽《茶经》最精髓的话就是：啜苦咽甘。其实不用搬经弄典，人性都是这样。

平常的茶小孩也要到十几岁才肯喝，咽一口酽茶觉得爽快，这是大人的可怜处。人生的“苦甜”，如古希腊女诗人之称恋爱。《诗》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这句老话来得恰好，中国万事真真是“古已有之”，此所以大有意思欤。

大家都爱吃甜的，谁爱吃苦的啊？蔡元培无意中补了一刀，说在他们老家绍兴，有一句老话“吃甜茶，讲苦话。”

不过这在我也当然不全一样，因为我不合有苦茶庵的别号，更不合在打油诗里有了一句“且到寒斋吃苦茶”，以至为普天下志士所指目，公认为中国茶人的魁首。

 

这是我自己招来的笔祸，现在也不必呼冤叫屈，但如要就事实来说，却亦有可以说明的地方。我从小学上了绍兴贫家的习惯，不知道喝“撮泡茶”。只从茶缸里倒了一点茶汁，再羼上温的或冷的白开水，骨都骨都地咽下去。这大约不是喝茶法的正宗吧？

夏天常喝青蒿汤，并不感觉什么不满意，我想柳芽茶大抵也是可以喝的。实在我虽然知道茶肆的香片与龙井之别，恐怕柳叶茶叶的味道我不见得辨得出，大约只是从习惯上要求一点苦味就算数了。

现在每天总吃一壶绿茶，用一角钱一两的龙井或本山，约须叶二钱五分，计值银二分五厘，在北平核作铜元七大枚，说奢侈固然够不上，说嗜好也似乎有点可笑，盖如投八大枚买四个烧饼吃是极寻常事，用不着什么考究者也。（周作人《隅田川两岸一览》）

你说我喝茶是奢侈，可这明明就是嗜好啊，不过几分钱的买卖。

很少有人会像周作人这般，边喝茶边辩解。

 

他的名篇《喝茶》开篇就把自己的饮茶观置于徐志摩和胡适之的茶论情景中，周作人认可的茶道，正是他一直以来所实践的：“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这个不完美中寻找完美而已。他以“绿茶主义者”自居，不喜欢英式红茶加糖加奶。钱钟书就特别钟情英式红茶，这都是个人品饮习惯。

喝清茶，一杯自然主义的茶，都是否定之否定的结果。要是喝茶仅仅为了解渴，其实白开水更方便一些。把茶馆开成饭馆，开成麻将馆，是当下茶馆的流行做法，所以2013年我们在庐山开中华茶人论坛时，把“清茶主义”作为首要倡议。

我们需要在一杯茶中，放下自己，用一种缓慢的节奏，引入明亮的泉水，打开精美的陶瓷，陶醉于茶叶释放的芬芳，这大约也是对知堂老人百年后的遥遥回应吧。

 

周作人接着写出了可以传颂千古的金句：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喝完茶后，各自散了，该干嘛干嘛，追逐名的去求名，赚钱的赚钱，这都是各自的修行。

能喝是一回事，能写又是一回事。他茶文得以广泛流传，在我这样的饮茶人看来，只有两字：老实。我喝什么就是什么，写什么就是什么。

喝茶不是最日常的生活罢了，写茶不过是一个题目罢了。有人会一碗碗地喝，也有人会一篇篇地写。现在，你一篇篇在读。读完，会不会放下书，去冲壶茶？

（原文15000字，发表时有删节，原文将在图书版呈现）

主要参考资料：周作人自编集，止庵校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