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多与酒结缘，借酒激发灵感，李白、杜甫就是例子，李白“斗酒诗百篇”，有酒仙、诗仙之称，杜甫嗜酒，“径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瞧!纵酒价上涨，300文钱只能买1斗酒(约4两)，也豁出去喝他几两!

    李杜之后的文人改弦易辙，借茶饮寻觅灵感，激发形象思维的活力。如白居易在《首夏病间》中云：“竟日何所为，或饮一瓯茗，或吟两句诗。”李德裕收到友人赠的蜀茶后，亲自开缄碾末煎茶，茶悦心志，启迪文思，其《故人寄茶》诗云：“六腋睡神去，数朝诗思清”，“半夜邀僧至，孤吟对竹烹”。薛能在《留题》诗中云：“茶兴复诗心，一瓯还一吟。”这是篇首两句，道明“茶”与“诗”的关系，是茶之功激起心中诗情。刘禹锡说“诗情茶助爽”，(《酬乐天闲卧见寄》)，司空图则云“茶爽添诗句”(《即事二首》)，二人都有同感：饮茶开心窍，使诗家文思通达，有好诗句涌出，流于笔端。

    唐人在茶中的这一追求，表达得最明白的是卢仝的《走笔》诗，“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即言茶能启迪文思。

    实事求是地讲，借酒助诗情的人很少很少，除李白这类酒仙外，多数文人饮酒后只是迷迷糊糊，哪来的文思!而煎上一碗茶，然后展纸磨墨，边品边写的文人倒大有人在。我们推测，这是唐代文人的写作习惯。酒是叨了李、杜(还包括白居易)等几个名人的光而走红文界，这是广告的作用，质朴的茶不与酒争雄，而暗暗地实实在在地帮人启迪文思，为中华文苑的繁荣兴旺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