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文化兴起于唐代寺院

   茶圣陆羽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茶学家、茶道大师；又是当年十年童僧、受过戒曾被赐法号的佛门弟子。世界上的第一部《茶经》就是出自这位半是隐士、半是游僧的鸿渐先生之手。陆羽既具有高深的汉（儒）学造诣，又精通佛学。唐诗人皇甫冉称赞他能“究孔释之名理，穷诗歌之丽则。”他虽不愿身披缁衣终生为僧，离开了曾渡国苦难童年的龙盖寺和他的恩师智积禅师，去实现他研究茶学的人生理想，但他始终同佛门僧侣保持着密切的往来。除他曾住过的龙盖寺、妙喜寺之外，他在访茶品泉的生涯中，曾前往朝拜过的深山古刹就有三四十座之多。陆羽同佛教有不解之缘，可以说他是初生入佛门，临终随僧去；他逝世后在他的家乡竟陵西塔寺被尊崇为神灵，受到信奉佛教的、当地民众的焚香顶礼膜拜。

   在世界的语言辞典里，“茶道”一词就是出自唐代著名诗僧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这首诗是皎然咏茶诗的代表作，诗中有云：

   一饮涤昏寐起，情来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这首诗约作于唐德宗贞元初（公元785年），也就是陆羽《茶经》问世五年之后。皎然是陆羽的良师益友、“缁素忘年之交”。他同陆羽默契配合、积极倡导和推广“陆氏茶”品饮法，建立了以湖州为中心的唐代茶道文化胜地。陆羽被时人誉为“茶仙”、被当代人尊崇为茶圣；皎然可称得上是中国唐代茶道文化的旗手，他同样对世界茶道——茶禅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唐代中期由陆羽、皎然及其众多的高僧、隐逸、文人雅士、朝廷命官大力倡导“文士茶”的同时；怀海禅师（公元720—814年，唐福州长乐人）在江西洪州百丈山创立了寺院茶禅仪规——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百丈清规》。全名为《敕修百丈清规》、又称《古清规》。自唐至员，历代因时损益，诸本杂出，元世祖（公元1271—1293年在位）特赦百丈大智寿圣禅寺住持德辉重新修改，由龙翔集庆寺住大诉校正。即今所传之《百丈清规》。全书八卷共九章（一祝厘、二报恩、三报本、四尊祖、五住持、六两序、七大众、八节腊、九法器），这部佛书为禅宗寺院的僧职制度、礼仪程式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同时也对寺院的茶禅礼仪制度做出详细的规定。寺院一切茶事活动必须依章而行，不得有任何随意性。茶禅界学者称其为《药师茶供会仪规》。简言之可称其为“寺院茶道”

   《百丈清规》明文规定，丛林茶礼及其程序。讲经说法击法鼓，集中饮茶击茶鼓。主持、方丈等以茶宴请尊宿（贵客）或寺内高僧互请饮茶的通知方式都作了明文规定。如主持宴请首座或远来尊宿等茶汤，皆开列名单，由侍者通报，谓之清单；方丈、库司招待僧众茶单的请柬则用榜公布，首座请柬用状。并规定了茶鼓摆设和知单、请柬在僧堂张贴的具体位置。寺院僧侣种植茶园，采摘茶叶等劳作称之为“普请”。僧侣供养茶布施敬佛、以茶祭奠圆寂高僧，以茶参禅悟道、以茶代餐、举行茶会、茶宴，以茶汤饯飨宾客等，已成为禅礼风尚。

   佛门特别重视佛事茶与祭祀茶。如在佛祖诞辰日（夏历四月初八），佛祖成道日（夏历腊月初八），达摩（禅宗一世祖）诞辰日（夏历十月初五）。嗣法师忌日（指本寺院大禅师之忌日）等都要举行隆重的茶事供养、祭奠等法事活动。如《百丈清规》卷二规定：“四月八日，恭遇本师释加如来大和尚，降诞令辰，率比丘众，严备香花蜡烛、茶果珍馐以申供养。”有许多重要的法事活动，规定必须鸣鼓集众，由住持亲自焚香、供茶、顶礼膜拜，宗教氛围十分浓重。

   茶与佛素有不解之缘，而在唐代佛教之兴盛，茶禅文化之兴起，是前所未有的——茶圣；陆羽的三卷《茶经》：寺僧皎然的“全尔真茶道”；怀海禅师的“吃茶、珍重、歇”禅修三决；从谂禅师（778—891，俗姓郝，山东曹州人）的“吃茶去”——禅宗最大公案；以及寺院茶禅礼仪风尚的蔚然兴起，均相继出现在一千二百多年之前的中国唐代的禅院、佛家、圣贤的经文、诗篇或深蕴禅机的偈语之中，这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

   从宏观而言，这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发展历程中，源远流长的茶文化和自西汉末、东汉初年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在唐代的一次历史性的大融和、大弘道。是有其历史的、民族的、哲学的、宗教的、传统文化的深厚渊源的；从微观来说，这是得道高僧，以慧心识茶之清醇、圣洁与佛教之淡泊然，清修静寂，茶性佛心，一叶如来，有相无相，不即不离，在品茗悟道中对深邃的空灵境界的一种探求。而真正能领悟“茶禅一味”之真谛的，那自然是修持已达到很高境界，可戒定智慧的大禅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