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金骏眉的符号化影响力，还是要归于正山小种曾经的辉煌。

红茶几百年历史，为什么只有桐木关地区的红茶才有“正山”之誉？而风靡全世界，影响了世界口味的正山小种，又为什么没有成为原产地的主流，“武夷山一怪，正山小种国外买”的文化根源何在呢？

 

金骏眉采制引话端

今年年初，微博上就有好事者发布采制金骏眉的消息，此帖一出遭致各路人马拍砖。拍砖理由再简单不过：惊蛰还没到，整个桐木关地区的菜茶还在休眠期，根本无芽头可采，金骏眉采制一说从何而来呢？

对于金骏眉这类高档红茶，经营者有相对较大的获利空间，珍赏红茶者有贵难得之货的机缘，所以，金骏眉自06年问世，就被认定为正山小种红茶序列中特殊的品类，在市场因素的主导下，金骏眉这些年甚至产生出符号化的影响力。

 

正山小种萎凋用的“青楼”

 按理说这类高档红茶只产于桐木关自然保护区，不在保护区范围内的，是不能称作金骏眉的。但各种利益驱动下，有悖时令、不合常情的金骏眉也就顾不得体面，当然应时而生，就四处胡乱发芽了。

金骏眉躺着中枪的情况，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早在清雍正十年（1732年）崇安县令刘埥的《片刻余闲集》中，就有仿制小种红茶（当地口音称为“乌茶”，土名“江西乌”）的红茶私售于崇安星村的市场的记载。桐木关正山小种被大量非正山红茶冒充的情况，历史上就已然出现，其实并非今人的发明创造。

 

全世界的主流，

却是武夷山本土的非主流

细心的茶人们会发现，起源于桐木的小种红茶，虽然以红茶鼻祖之名受到推崇，自正山小种问世之后，红茶目前已经占到全世界茶叶消费及贸易量的80%以上，是各类茶中绝对的主流，但是正山小种问世这几百年间，却出现过红茶产区农民生产红茶，而又不喜饮用红茶的情况，哪怕是现在正山小种“红”得发紫，武夷山当地人还是以喝岩茶为主，现在一年两次的岩茶村斗茶赛就是最好的例证。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角度上来看，岩茶界有官方认定的“大红袍技艺传承人”，而作为红茶鼻祖的正山小种，却只有民间茶师而没有官方敕封。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金骏眉

在世界性茶消费及贸易领域曾经占据主流地位的正山小种，在武夷山与岩茶相比，却成了非主流，真是有意思得很！形成这种文化现象与海外贸易进城、国人品饮习惯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除了这些，还存在其他因素的影响吗？

“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这句诗出自苏轼《荔枝叹》的诗，很形象地描绘了官方斗茶的场景；同样，在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他也用“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这类的诗句，赞美了当时民间斗茶的盛况。

武夷山迄今每年两次的斗茶赛，可以追溯到宋代，从民间制茶者到茶商，从民间到皇宫，从百姓到文人雅士，几乎是各个阶层都爱参与斗茶。

斗茶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一千多年来对武夷岩茶文化的形成，起着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唐宋以降，众多文人墨客对武夷茶不胜其详地赞美，更是将武夷岩茶推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对确立武夷岩茶的文化地位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正山小种风靡海外源于西方文人的参与

16世纪末期起源于桐木关的正山小种，与唐宋时期就登入堂奥的武夷岩茶相比，在中国茶叶史的地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可是问世之初就风靡于西方上流社会的正山小种，则可以称得上是西方的“特贡”。

因为缺少了产地斗茶赛这种形式，现有的文献典籍也几乎看不到文人和上流社会参与正山小种的推广和传播，所以正山小种不为国人所知，出现“武夷山一怪，正山小种国外买”的情况就很正常了。

 

风靡于西方上流社会的正山小种，可以称得上是西方的“特贡”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正山小种，虽然没有被东方率先熟知，但却因为西方上流社会的示范和文人的参与，而成为改变世界口味的饮品。

据载，17世纪后半期，为了追随皇室饮红茶之风，许多西方文学家和诗人因为爱好茶而留下许多关于饮茶、歌颂茶的动人诗篇，它们出现在挪威的易卜生的剧作里，出现在英国作家奥维格顿、文学家约翰逊的文章中，除此之外，最著名的莫过于拜伦在《唐璜》里写的：“我觉得我的心儿变得那么富于同情，我一定要去求助于武夷的红茶。”

为满足海外贸易而生的正山小种，虽然很难比肩比它历史更悠久的武夷岩茶，但也是因为西方上流社会和文人的参与，它也获得了今天应有的尊荣和地位。这都来源于中国茶的魅力，谁先谁后并不重要，在东西方的茶文化篇章中，它们都自当有着属于自己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