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郑为先生的《中国绘画史》，读到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一则轶事。某日，散朝之后，唐太宗李世民在御花园中游玩，见荷花池中有对鸳鸯嬉戏，觉得有趣，立马宣阎立本进宫，支起画架，为他画那对鸳鸯。不用说，阎立本当然照办了，可画完之后，心里却有气。回家之后，召儿子来撒气，告诉儿子，我学的是经史，读的是诗书，没想到最后却干了画师，被人呼来换去，画这样，画那样，好没脸面。以后你长大了，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许继承我的衣钵，当一名画师！郑为先生讲这则轶事，是想说明在唐代，画家还不是一种值得尊重的职业。

也许我太敏感，读了阎立本先生这则轶事，产生的感受和郑为先生大有不同。我的感受的是：不想回到唐朝！

冷静地说，这件事，李世民先生好像没什么不对。再说，他对阎立本，对别的臣下已经不错了，据说，他驾崩的时候，许多大臣和百姓都哭得死去活来，这说明，他虽然对他的亲哥哥，亲兄弟，亲侄儿们不好（为了争夺帝位，他把他们全杀掉了），可对百姓和大臣们还是算好的，并且不是一般的好。作为皇帝，他一时高兴，召阎立本来画两只鸟，并不算什么折辱人的事情。阎立本却感到受辱，觉得这是他妈的什么鸟事，或许是他自己太过敏感了。

 

可问题就在这里，我不觉得阎立本先生太过敏感。作为一位大画家，他有理由敏感。他是一位擅长人物画的大画家，他对画花鸟没兴趣。对没兴趣的事物，要他去画，比打他一顿还让他难受。况且，那是散朝（下班）之后叫他去画，画了之后还没什么表示，严重影响了他的情绪。他认为，这种鸟事，不仅干涉了他的创作自由，还伤害了他的人格。（虽然那时还没“自由”、“人格”这些词，但这种意识是有的）

对，正是因为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缺乏平等意识，公民意识，人格独立的古代，让我不想回到唐朝。在那样的时代，连所谓千古第一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对待阎立本都尚且如此，碰上别的昏君，那又会是何等光景？ 

身边一位朋友，经常在酒酣耳热时感叹，真想回到唐朝，哪怕做李白的随从！最近，生活中像他这样发感慨的人很多，他们想回的朝代，除了唐朝，还有宋朝，甚至清朝，民国，原因很简单，好像那些时代，最尊重文人，有唐诗宋词，有国学，还有秦淮河上的无边烟柳。

可我不想回到唐朝，不想回到任何一个以前的时代，即使它们有一百个好，但却有一个最大的不好：没有建立起现代性的公民社会。没有这个前提，除了皇帝等极少数的人（有时，甚至连皇帝都不能幸免，明朝的嘉靖帝还被臣下们逼着认那位很不肖的叔叔正德帝为自己名义上的亲爹呢）之外，一般人，就别指望会有什么真正的人格独立，自由平等。

当今中国每个人都有了明确的公民意识，并且在不断地向前推进。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前提，我才宁愿好好地在21世纪的一个普通日子里，心安理得地做一个老百姓，舒服地喝一杯普洱茶，自得其乐地写一篇小文章，再不做那种所谓回到唐朝的荒唐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