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是亚洲新商业文明的特点

翟崑：

谈到茶文化的回归，就会和茶道分不开。自从唐朝有了茶道以来，一杯清茶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千年风雅，茶道与佛教、道教有着很深的渊源，却与世界上拥有人数最多的基督教从无交集。如何才能让世界品味中国茶文化?并且茶是清淡的，日久才弥香，这种既淡又慢的节奏，似乎和当下的快餐文化不相符，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去接受这种生活方式呢?

吴远之：

茶道文化体现出当今社会价值，自然不能忽略基督教人群，大益在中国就首开先河推出了“茶道中的基督精神”和“茶席边的圣经”活动，它让牧师也爱上茶，目前正在教会里推广，被认为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有益探索，同时也是茶文化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此外，我们还编制了茶道文化的教材，选择了有茶学系的安徽农业大学教授讲茶道课程，刚开始忐忑地以为会招不够学生，结果后来到招生人数比想像的多出十几倍，由于课程包含有中国茶道与日本茶道的区别，如何插花、如何泡茶、如何品茶、如何审美等内容，受到了超乎想像的欢迎程度。

 

另外，茶是中国的符号，代表的是中国的需求，就像星巴克代表欧洲文化进入了美国，变成了美国咖啡文化。这种文化必然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思维方式、品位和时尚，因此，茶这个行业很特别。我所理解的中国茶商业模式不像美国那样大肆渲染，而是默默地去走心，“如果不用心就悟不到我的用心，就算你悟不到我的用心，我也不会不用心”，这就是亚洲精神内涵：左手做慈善，不要让右手知道。茶需要用心去品，品出知味、品味、真味的精神境界，不到一定程度，就不会普及，就像大益做的茶杯，装的都是有益的东西，并且先苦后甜，表达出亚洲人特有的个性。

如果商家一切以唯利是图为出发点和手段就是错误的，我们更多强调的应该是新的亚洲商业伦理，它是我们在继承前辈的文化基础上，又汲取的西方契约精神，这种商业规矩所产生出的新商业文明并非从天而降，而是一个物种加另一个物种结合以后产生出的全新业态、新认知、新要求等新优势。

文明不是说非此即彼，也不是那么绝对和简单、太意识形态化，就像当年欧洲人给美国人带去的商业伦理是基于清教徒精神一样，总结起来就是拼命赚钱、拼命省钱、过着节俭的生活，这种理念一直影响着美国的商业伦理，而亚洲需要一种新的文明，需要与中华儒释道精神结合起来，成为国人的财富观、传承观。

我们在古老的文明基础上加入了新的商业理念，结合产生出一个新的运营模式、新的道德标准、新的判断标准，它能让我们既能向西方学习，注重契约，又能够照顾好乡情关系。这应该是全球化以后碰到多种文明的冲突时，产生的新商业模式。

我认为“包容”是新商业文明的特点，它首先要包容对方，接受对方的缺点、接受对方的不同。“一带一路”让中国赶上一个好时代，无论是咖啡还是茶，我们两者都能接受，只不过年纪越大越接受茶，越喜欢中国的味道。我相信，中国茶的包容精神将会体现出更优秀的文化软实力。当然，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需要一定的时间，当人与事交往在一起，物物连通时，人生如茶，茶就变成了文明的一种载体。

 

翟崑：

大益是生产普洱茶的现代企业，普洱茶在茶马古道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大益的生产基地就设在普洱茶的主产区西双版纳勐海县，自古以来就有着丰富的制茶工艺，在如此深厚的茶源地做中国好茶，从你刚才提到的亚洲新商业文明的角度看，大益将为社会提供哪些新的商业价值?

吴远之：

大益在创办时，正值国难当头，有很多国内顶级知识分子来到西南边陲躲避战火，大益的初创团队就来自于那些知识分子，他们带去了先进的设备、技术和家国使命。民国时代，大益主要职责是救国图存。新中国成立后的大益成为一家国营企业，主要为国家出口创汇为己任。到了现在，开放的中国融入世界格局，经过改制后的大益，要完全以商业的姿态和世界一流的茶企竞争。在大益发展的77年里，大致可划为这三个阶段：国茶时代、普洱时代和今天的大益时代。

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大益已经成为当代普洱茶产业的缔造者，普洱茶价值标杆的制定者，属于国家普洱茶配方的保密单位。它还是微生物制茶工艺技术的发明者，在七十年代，大益就采用渥堆的方法对酵素进行了研发，经过团队这些年的努力，即将在今年年底采用微生物益生菌来制茶，这项技术基本代表全球最高水平。在茶道方面，大益用最专业的茶课、文学院、茶道院传递中国茶的价值内涵。今天的大益普洱茶已经培养出好几代的消费者和收藏者，是全球普洱茶爱好者收藏家的第一选择。它的目标是传承中华文化，成为世界的中国茶叶的品牌。从这一点上看，大益才刚开始，现在要做的仍是继续打好基础，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