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茶馆,是一处最具特色的社会消闲场所,一方不大的场域,却包容吐纳着大千世界的纷纶时序。
清代的戏台则带给人美妙的享受,常令人如痴如醉,欲罢不能。
清代的茶馆和戏场恰似双璧,常常相互牵手,居于社会文化风景的前沿地带,引领了人们的休闲娱乐生活。
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可以日复一日地消融悠悠的时光和简单而又繁复的生命,迎送岁月的来去,并掠取世间的人生百态和万象风情——这,只有清代的茶馆可以做得到。
老舍的话剧《茶馆》,表现了从清末到民国的社会巨大变迁和跌宕的个人命运,而其中所有的故事人物都聚合折射在了京城的一个小小的所在——裕泰大茶馆之中。老舍可谓匠心独运,以最简省的场景讲述最丰富的故事,其不二的选择,非茶馆莫属。
清代的茶馆和戏园,仿佛一对长相牵手的恋人或金兰结义的兄弟,形成一个佳妙的组合:茶馆里有戏场,戏园中有茶肆。茶馆和戏曲作为社会开放性的公共空间和人们耽爱的舞台艺术,在清代同时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
茶馆又称茶肆、茶园、茶楼、茶坊、茶铺、茶室等等,戏园亦称戏馆、戏场、戏棚等等。进入清代,茶馆和戏园深入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在社会的休闲娱乐中声名显扬。
京城
茶馆戏园
北京的茶馆分为不同类型,对应了不同客人的休闲偏好,其有大茶馆、清茶馆、书茶馆、野茶馆等等之分。
大茶馆空间宽绰,一般有三五间门面,兼营小吃、点心、简单酒饭等,客人适于在这里长久逗留乃至竟日消磨。老舍话剧《茶馆》中的茶馆,就是这种大茶馆。
清茶馆以茶水为主,布设多精致洁净,是文人雅士的所爱,商人也喜欢在此洽谈生意。也有某些清茶馆偏向大众化,有的成为一些行业的接谈聚友之处。也有的清茶馆与某项娱乐活动相结合,在其中设谜社、棋社等,增加客人的乐趣。一些小众性的聚会,也会在这类茶馆中进行。
书茶馆设有书场,以说评书为主。“评书扺掌而谈,别无帮衬”,讲说一些史事、豪侠故事等等,“跃跃如生”,很有听众缘。
野茶馆则多设于城郊野外,布设朴拙本色,恬静清幽,与周围的乡野环境相映成趣,是野游消遣的好去处。
此外,还有季节性的茶肆等,适应着消费者的时令需求。如京城正阳门外的窑台,是游人常去登临远眺的风景地,“时至五月,则搭凉棚,设茶肆”。
茶馆是开放性的公众空间,而且功能宽泛,诸多的公私事体,统统可以纳入其中,可以消歇、娱乐、饮食、商谈、会友、交游、满足爱好、闻听消息,乃至调节争纷等等。在当时公众场所不多的情形下,茶馆中所包容的生活情态、世间风云,百绪千端,异常丰富。
不少茶馆中搭有戏场戏台,扩大了茶馆的娱乐内容,此时的茶馆也成为戏曲面向社会大众的通道和平台。
京城的茶馆,很有人气,酝酿着人们的愉悦和欢笑。在茶馆中唱戏,只是茶馆娱乐具有代表性的类型,除了唱戏之外,茶馆也与说书、唱曲、偶戏、杂艺等多种演艺携手,内容丰庞,“有托偶、影戏、八角鼓、什不闲(一种民间曲艺)、子弟书、杂耍把式、像声、大鼓、评书之类”,而且具有相对稳定的客人。
比如北京的书茶馆,常有一批资深的行家听客,口味老到,耳朵极尖,他们对于艺人的品评,不可等闲视之,说书人的声名毁誉,往往就在他们的口传之间。在茶馆说书,也出现过赫赫一时的大牌名角,如满族艺人双厚坪,开场说讲诙谐机巧,包袱迭出,名贯艺坛。其弟子杨文清,亦是他身后一时之绝响。
清代北京的民间戏园,起初衍生于酒店之中。清人戴璐的《藤阴杂记》载:“《亚谷丛书》云:京师戏馆惟太平园、四宜园最久,其次则查家楼、月明楼,此康熙末年酒园也。”而后,戏园则多与茶馆兼营,亦茶园亦戏园,亦戏园亦茶园。乾隆年间,前门一带,“又添茶园三处,而秦腔盛行”。
北京人钟情看戏,京城人称为“听戏”,从宫廷到民间,上下蔚然成风。清人《国闻备乘》中说,当时“正阳门外戏园七所,园各容千余人。以七园计,舍业以嬉者,日不下万人”。晚清京城重要的戏园有三十余家,听戏之人,每日当高达数万之众。有这样一首《竹枝词》:“正阳迤逦到天桥,剧座书场处处招。漫道平民娱乐地,个中粉黛也魂销。”戏园、书场等娱乐场所,一派欣欣向荣,正阳门到天桥一带,也是戏园较为集中的区域。
对于京城听戏的踊跃,清人杨静亭《都门杂咏》中描绘:“捐班新到快嬉游,戏馆连宵醉不休。”有人刚出钱捐了个官职,便迫不及待地沉醉于戏馆之中,连宵累夜。有些清贫之家,为了请外地来的亲朋看戏,甚而典衣当物:“典衣看戏是京师,谊重亲朋莫可辞。”看戏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颇重。
听戏的享受,令人如痴如醉,欲罢不能。戏园开场,往往观者济济,满堂春风。嘉庆年间的《都门竹枝词》这样描绘:“坐时双脚一起盘,红纸开来窄戏单。”“簾子才掀未出台,齐声喝采震如雷。”看客双脚盘坐,戏场中有红纸戏单,戏还没有开唱,即满场欢声雷动,观众情绪高涨,气氛热烈。杨懋建《梦华琐簿》描述其时的情景:台下看客踊动,台上艺人卖力,“钲鼓喧阗,叫好之声往往如万鸦竞噪矣”。戏入佳境,观者尽呼,声波鼎沸,一时之间,满场欢跃如狂。
清代文人的《竹枝词》诗中,对京城的茶馆戏园之乐歌咏颇多,再举以下二首:
相邀观剧甚欢娱,入座回头左右呼。
香片几包拿得去,斟来皮纸盖茶壶。
——醉春山房主人《都门虫语·倒茶》
春台喜庆号徽班,脚色新添遍陕山。
怪道游人争贴坐,长庚明日演《昭关》。
——韩又黎《都门赘语·戏剧》
相约观戏,兴致倍添,入座后不断地四下招呼熟人,戏场中则有香片茶水。而当徽班“春台班”的名角程长庚出演《文昭关》时,更是众人追捧,争相观睹。
茶馆戏园的快意,魅力无穷。得硕亭《草珠一串》竹枝词称:“茶园楼上最消魂。”为何如此销魂,该诗句中对“茶园”一词作出的注解是:“演剧之所。”
成都
茶馆戏园
成都人“俗好娱乐”,其绵厚悠然的闲适之风,传统久远。清代成都的茶馆遍布大街小巷,吟唱出当地人生活的悠扬的城市牧歌。清末傅崇矩的《成都通览》记载,当时成都的茶馆,“省城共计四百五十四家”,街市坊间,触目可及。自古以来“士多自闲,聚会宴饮”的成都人,此间的一大享受,就是“坐茶馆”。他们在茶馆中品茗、消歇、摆龙门阵、听书、看戏,杯盏茶色之间,流走了岁月时序,浮现出成都人生活的别样色泽。
《成都通览》说:“成都人故好观剧。”成都的大型茶馆茶园也多有戏台。茶园中常演的剧目就有三百六十出之多,名色繁复。有文人写诗描绘当时悦来茶园演剧的情形:“悦来戏园壮如此,楼阁玲珑五云起。往来豪贵尽停车,人在琉璃世界里。梨园弟子逞新奇,缓歌漫舞兴淋漓……”云云,尽言这所茶园的豪华和熙闹。
当地演戏的炽盛,还屡屡引起官方的关注,以致对此心存戒备,并动用权柄,对内容低俗的剧目加以打压,同时,倡导戏曲改良。大众娱乐对民情世风的强劲影响,使官方不敢忽视。
扬州
茶馆戏园
扬州之地景物灵秀,城邑繁华,商贾云集,茶馆通常建造得精致华巧,美轮美奂。著名的双虹楼茶肆,有“楼五楹”,“占湖山之盛”,凭楼而望,“可以眺远”。
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述:“吾乡茶肆,甲于天下,多有以此为业者,出金建造花园。”茶肆之中,“楼台亭舍,花木竹石,杯盘匙筋,无不精美”。品茶如游花园庭阁,令人赏心悦目,乐于流连。
茶肆大多有各自拿手的小吃,双虹桥茶肆的烧饼,风味独创,“开风气之先”;蕙芳轩、集芳轩茶肆同属于一家,“以糟窖馒头得名”;另如二梅轩茶肆的灌汤包子、雨莲茶肆的春饼、文杏园茶肆的烧麦、品陆轩茶肆的淮饺、小方壶茶肆的菜饺等等,无不“各极其盛”。这些各具品调的茶肆,宾客盈门,“每旦络绎不绝”。
茶园等处的戏曲演出也极为繁胜,萃集了大大小小的戏班。京师来的“萃庄班”名角儿谢瑞卿,“每一登场,座客亲为傅粉”,那些豪贵之辈,也以一沾他的粉渍为荣,对其的痴迷,如醉如颠。四川来的戏曲名角儿魏三儿,“演戏一出,赠以千金”,身价不菲。当他泛舟湖上时,消息一经传出,“妓舸尽出,画浆相击,溪水乱香”。歌船上的娇娘美姬们,争相赶去一睹他的风采,而魏三儿的行状则是“举止自若,意态苍凉”,果然气度不俗,在热捧之下,不失分寸。
苏州
茶馆戏园
苏州清初尚无戏园,演戏多在豪门府第、庙会等处,每有乡邑集会,必有戏班。“前村胜会可寻欢,集秀名班必要看”,看戏之风十分盛行。
八月中秋的虎丘曲会,是当地声名显扬的节日集会。此时四方梨园毕集,“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其喧闹的情景,“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
有的戏台,就在水畔或船上。苏州有一种名为“卷梢”的大戏船,“船头上演戏,船中为戏房,船尾备菜”,看戏的人乘小船围而观之。有的时候“船上观客过多,恐遭覆溺”,还不得不临时中止演出。这种娱乐风尚使得一方水乡的人家里“咸置一舟”,这是出行的必备之物。
人们“每值嘉会,辄鼓棹赴之”,水里行舟,清流为伴,“不以风波为苦”。如有盛大集会,则“四方士之拏舟相赴者,动以千计,山塘上下,途为之塞”。这是水乡特有的群集娱乐的场面。此中的欢欣景象,会令参与者久久萦怀,水上流连之际,“佳辰月夕,画船箫鼓,浅斟低唱,此乐最不能忘”。有一首《竹枝词》诗这样描绘:“锦幛高台临曲水,笑看子弟演梨园。”
由明至清,戏曲已经纵深闯入苏州的城乡生活。清代《姑苏竹枝词》称:“家歌户唱寻常事,三岁孩童识戏文”。戏曲中的故事、唱腔,家喻户晓,童子亦知。
雍正年间,有一个姓郭的人首次在苏州开设戏园。入戏园看戏,比在野岸水滨舒坦得多,“人皆称便,生涯甚盛”,后来发展到三十多家,“卷梢船于是遂废”。《乾隆长洲县志》记载,乾隆年间,苏州城“不论城内城外,遍开戏园”,并称其“集游惰之民,昼夜不绝,男女杂混”。戏园的演出“昼夜不绝”,说明了其受欢迎的程度,而将看戏者目为“游惰之民”,并对“男女杂混”加以指斥,自然是官方文化的历史偏见。
上海
茶馆戏园
上海商埠开通后,租界壮大,清末的休闲娱乐业尤为兴隆,使其后来居上。
上海最早的戏场由酒馆开设,之后即有茶园式的戏馆纷纷开张,前后多达百余家。各种戏班、剧目,如涌而至。光绪年间的《沪游杂记》记述,当时上海的丹桂茶园、金桂轩茶园的戏场全以京班为主,金桂轩茶园还偏重武戏,而三雅园则是当时已然失势的“吴下旧伶”昆腔,知音日稀。此外如富春茶园、天仙茶园以及丹凤园、同乐园等,都演唱“徽调兼京腔”。
当时知名的茶园多有戏班,而外来的京班,则对地方早先的曲腔造成冲击。有一首《桂园观剧》诗这样写道:“相传鞠部最豪奢,不待登场万口夸。一样梨园名子弟,来从京国更风华。”“鞠部”是戏班的别称,而作为客班的京班子弟,则在当时的上海抢尽风头。
由于港埠租界的独特优势,上海快速成为新的一方休闲娱乐的中心。《松南梦影录》描述“舞榭歌楼,戏园酒肆,争奇斗艳,生面独开”,而其地的“梨园之盛,甲于天下。缠头一曲,最足消魂”。看戏听曲,是上海重要的文娱生活。一至夜幕垂天,名媛雅士便纷纷涌向茶园戏场。“上灯时候,车马纷来,鬓影衣香,丁歌甲舞,如入众香国里,令人目不暇赏”。上海的戏园可不一般,不止是娱乐中心,同时也是交际中心、时尚中心,上海人的流行风尚、时装做派、风云角色,尽荟萃于其中,是沪上风华集中彰示的场所。因而在戏园中观戏,引人注目流连的不只是演出。
近代剧场和戏剧的变革与西化,也由上海领风气之先。1850 年, 英国侨民组织了业余剧团,在英租界演出话剧,此后外侨剧社又在新建的西式的“兰心戏院”定期演出,西方的其他演艺团体以及中国的剧团也在此演出。西方的马戏、杂技、魔术、歌舞等,开始进入国人的视野。异国情调的表演,大开了国人的眼界,“诚令人目不及瞬,口不能状也”,国人的娱乐,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1908年,对于传统茶园式戏场具有颠覆意义的“新舞台”诞生。这种新式剧场的建构布局完全以演出和观赏为本,舞台扩大,没有栏柱遮挡,台上设有机关布景、灯光装置等。观众席前低后高,便于观看,看戏时杜绝吃喝嘈杂、呼妓陪观等行径,观众头顶上也没有了来回飞舞的伙计往复抛接的毛巾,看戏的行为更为纯粹。新舞台一出现,就显示出勃发的生命力,演出效果倍增。
就在19 世纪行将终结的时候,电影传入中国,并首次在上海放映,人们娱乐的方式内容更加新颖。而电影初映的场所则意味别具——这个历史性的场所,就是徐园的“又一村”茶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