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事茶，让李曙韵的感官变得极其灵敏。“其实每个人的敏感度都是与生俱来的，只是被这个俗世给淹没了，所以很多时候，可以通过一杯茶的修行，把原始的本能重新找回来。”

拜访李曙韵的那天是难得的好天气。三月底的风日好，梨花也开得好，从北京草场地艺术区的三影堂对面走进去，右转，经过一间正在装修因而粉尘弥漫电锯声响的画廊，前行数步便是这位台湾著名茶人的“茶家十职”。

“请问李曙韵老师在吗？”我问。

堂前的喇嘛并不说话，只是微微笑，手指向里面。转眼望去，是数十信众盘坐堂中跟着几个师傅在念经。事后才得知，那是西藏才久寺的僧人在此地做的藏历新年祈福法会，而这临时的佛堂，其实是“茶家十职”平时的茶剧场。

穿过剧场便进入茶事厅。助理奉上茶，润口静心，让在门口的茶席上稍坐。桌是老桌，木色沉郁，而桌上的陶罐里则插着一根长长的梨枝，梨花雪白，正应了墙上的一幅字：“＋＋千尺雪”。

在《茶味的初相》一书中，台湾学者曾昭旭在那篇名为《你最好不要想了解曙韵》的序中说：“跟曙韵认识久一点的人大概都会有此经验或者感觉，就是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次变动乃至激烈的变动。从嘉义的老房子开始，你刚沉浸在那斑驳古雅的悠悠岁月中赞叹不已，她已经搬到体育场边换成有几分后现代风格的场景了。而等你习惯了这明亮的氛围，人澹如菊又已北迁道台北永康街的深巷之中，重新玩起古与今的对话。可是等大家习惯来这儿歇脚的时候，她忽地又跑到另一条巷子开辟了一处‘别茶院’。”

不过，上述的曙韵“生命的流变”，其实也已经是过去式。2011年，这位“人澹如菊茶书院”和“晚香书院”的创立人离开台北，移居北京，除了继续“晚香”的事业，如今更是全力打造“茶家十职”——“一个纯粹为茶而生的空间”。

 

从台北到北京

静候片刻之后，身着深蓝布衣的李曙韵径自进入茶教室，起炉，烧水，盘坐，面对后来进入的记者，并不先开口，只是静静地等着水沸、沏茶。

当问及家庭对她的影响，李曙韵说，“我所有的教育都是母亲教的，三年级读《红楼梦》，每晚睡觉前都是母亲带着读；写书法和画画也是；十几岁时皈依，去朝圣、大跪拜，这些都陪着母亲去。”

唯独喝茶是个例外。父亲是从泉州移民新加坡的第一代移民，闽南茶风炽烈。李曙韵记得，每天下午父亲醒来，必定从保温篮子里拿出一把瓷壶，泡上一泡浓郁的功夫茶。“那是父亲的专利，一般小孩子不许碰，所以等到我接触茶的时候，我就认为自己拿到了进入成人的钥匙——进入父权的一把钥匙。”

小时候她是一个自闭儿，不想跟别人说话，“不太活动，不太发出声音，不太引人注目”，只是希望变得透明，没有人发现自己的存在。

直到现在，每当茶会结束，“曲终人散的时候，还是希望在一个角落里，享受诺大的一个佛堂。”

18岁之前，李曙韵一直在学弹钢琴，按照家里的想法，以后可以做个钢琴老师。没想到，21岁时李曙韵只身来到台湾求学，勤工俭学之际在茶艺馆当服务员，从此与茶结缘。

“从新加坡到台湾，台湾的风气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台湾当然就更保守。”她说。

“保守的方面是指？”我问。

她却没有马上接话，而是问：“同样的茶，这是用煨的，浓吗？”

直到喝过两杯白茶，她才接上我的话头，“（台湾）在传统艺术上非常讲究辈分，所以喝茶这件事不能只是纯粹的个人喜好，一旦投入，就会发现阻碍挺多的，第一就是你们所说的接不接地气——台湾有一块东西需要接地气，就是先把前辈稍微疏松打理一下。”

中国人种茶喝茶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茶的种类纷繁驳杂，不同朝代不同地域的朝野人群喝茶也都有各自的讲究。上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茶文化也随之复兴，经过80年代的发酵，到了90年代，不止茶界中人，普通民众也开始重视茶中三昧，而不仅仅将茶当解渴之物来看待，新千年之后，更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喝茶不仅是一桩雅事，更是生活中的一种修行。

李曙韵于1996年年底在嘉义市安乐街创立“人澹如菊茶书院”，之后北迁台北，潜心耕耘十数年，终于成为蜚声两岸三地的事茶人。

但起步之初却并不容易，一则不少人认为事茶人不过就是茶艺师，连李曙韵早期的学生中，也不乏抱着学习泡茶技术、以助益茶馆生意的老板；二则李曙韵所创造的将茶道与剧场文化结合起来的风格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那个时候我们走得太快，整个社会没跟上”。

直到2003年6月到2006年4月，李曙韵和她的同道门人举办了多次风格独特的茶会雅集，尤其在2006年11月拿下第十届“台北市文化奖”之后，她才奠定了自己在台湾文化界的地位。

到2007年的谷雨茶会，2008年12月的“饮•影•隐”茶会，2009年3月的台北“故宫文创系列——茶事展演”和2010年3月的“灯夕”茶会，基本上，她在台湾最重要的剧场茶会都做完了，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便是许多人开始模仿她的形式，争夺那个很小的市场。

“本来应该因为一叶茶，把你的生命走得更宽阔，可是很多人却纠结在里头”，李曙韵因此在2011年出走台湾，移师北京，“让两岸看到茶的另外一块的结合”。2012年，李曙韵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办“无痕”茶会，在演讲时她说，“给我五年，让我在北方这块土壤，尝试一个前所未有的实验，最后把这个舞台还给大家。”这个尝试和实验，就是中华茶文化的复兴。

非要重重地拿起，才知道如何放下

20年前，李曙韵本有机会到北京大学读书；20年后寓居北京，却已是为了复兴茶文化而来。

 

她的“茶家十职”以宋代“四司六局”（台盘司、茶酒司、厨司、帐设司、排办局、香药局、油烛局、菜蔬局、蜜煎局、果子局）的架构为基础，设“十职”来服务茶事宴席，分别是茶空间、茶花、茶食、茶摄影、茶业、水源、炭火、茶书、茶服、茶器，其中茶业又细分植茶采茶等十项，茶器分竹陶金壶四项，几乎把一整个茶事链条囊括在内。

她说：“继唐人煮茶，宋人点茶，明人煎茶，当代中国正面临史上第四波茶事高潮。”

植茶讲究水土，喝茶也分口味，因此南北的茶文化多有差异，例如北京人就喝不了闽南潮汕或台湾的浓茶，且因水质较差，因此喝花茶较多，以掩盖水的味道；茶杯较大，以适应天气干燥、对汤水需求较大的情况。

她的晚香茶室原来开在国子监街，现在则与“茶家十职”这个平台一同落址草场地。早年她在台湾常常免费授徒，而且“完全不屑那些富太太，教学的时候最讨厌有钱人”，而如今则明白，要跨过对财富偏见这个障碍，因为“有钱人除了有钱之外，烦恼和我们一样多”。

“我常说茶人舒服得像一张壁纸，跟空气一样自然，可是前提是必须得到一定的尊重。当得不到尊重的时候，茶人就像一个刺猬，必须要先捍卫自己的那份尊严。”李曙韵说，“我希望这个阶段很快就过去，至少我在台湾已经走过了。”

 

多年事茶，让她的感官变得极其灵敏。北京烟民远多于台湾，因此“你只要抽了一根烟，我马上就可以嗅到”，而“你的食物中有一颗大蒜，我在这样的距离也都能闻到”。

没有这种敏感，不足以体会茶汤的千回百转，而她认为，“其实每个人的敏感度都是与生俱来的，只是被这个俗世给淹没了，所以很多时候，可以通过一杯茶的修行，把原始的本能重新找回来。”

这种修行，自然也包括一定程度上的训练，例如不同茶种的品性，茶席的元素，行茶的顺序，等等。她有时候看到朋友圈里发的那些“生活就是拿起和放下杯子”的文章便颇感无奈，“哪有这么简单。说起来轻松，但过来人就知道，你要放下，非要重重地拿起，所有的酸甜苦辣都经历过了，你才知道什么东西你可以放下，可以舍掉。”而用在茶道上，就是“非要用力在形式上，走过这一番，你才有资格告诉我你不要什么”。

但是，修行又不能局限在技术层面，而应该与生活本身丝丝入扣。“我不教技术，也不教茶艺，”李曙韵说，“有些人在介绍我的时候说，这是茶艺师，我说我不是，非常简单——我不是。”

她希望通过影响精英阶层来传播茶文化，但也不拒绝任何对茶有兴趣的普通人。“我觉得绝大部分人都是有目的地去接近茶，比如想要认识茶，或认识如何泡茶，或想要家里有个气氛，把茶器摆美一点，或想有属于自己的茶室，甚至想要有一个社交话题。但不管什么样的方式，最后其实很容易透过日常的训练提醒自己，随时保持那份清净本身。像是茶人常常在旅行的时候，在旅馆房间的窗户边，帘子一摆，茶道具壶一拿出来，倒茶。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初心’。”

 

没有个性的茶不喝

其实，什么才是所谓的修行人呢？念佛、抄经、焚香、弄琴、对弈、品茗、布衣、素食……总之，似乎是要不食烟火、清心寡欲，要么遁入山林，要么隐于闹市，才算得上是修行人。

李曙韵肯定不乐意自己被放入这样的框框里。

相反，例如去剪头发，“我最喜欢的就是把所有的时尚杂志翻一遍，搞清楚大家在关心什么，外面在流行什么”；

她还吃肉——当然，“我可以吃素，但不是素食主义者”；

她喝咖啡；不仅咖啡，还喝酒——“我是非常非常能喝酒的人”。

实际上，“我非常享受喝酒，而且常常在喝酒的状态里体悟到太多的事情，酒醒之后，对茶的敏感度和亲近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她来说，“酒就是我在茶上面的对镜。”

她曾经是一个生活的享乐派，但现在已经不是；如果不是为了照顾到其他人，她甚至可以不吃饭，只吃苹果，因为她认为吃饭太浪费时间。

她曾经有过很多原则，例如“不美者死”，所有的东西，离开美都不行，因此，不美的食物不吃，复杂的食物也不吃。现在呢，“修行之后，慈悲很多”。

但仍然有棱角。“谁没有棱角？”她问，“基本上有真性情的人都是有瑕疵、有癖好的，这样的人才可以交往。”

 

“茶也是，甜甜不苦不涩的茶，我都不爱喝，因为没有个性。”

如果非要下定义，她会说：“我是一个真实的茶人。”

“我常常在犯错，很不定期地、很勇敢地把茶汤泡坏，常常在尝试失败，所以我的茶汤的变化才如此之大。我永远都不知道同一支茶，面对你或下一个人的时候，是怎么一个情景。”

她在《茶味的初相》一书中写“茶人的第三只眼”，说“孤独是进入茶事精神的眼”，认为茶汤以苦为上，“苦水不去香不来”，谈及茶席，又强调借由茶器的使用，茶仪规的进行，完成近似宗教般的净化过程。但她也说，“然而茶毕竟不同于宗教，茶人并非宗教家，茶席也非神坛，茶仪规更非禅苑清规，更多的是茶人以茶作为俯仰天地间的依归。”

因此，若“心手闲适”，本无茶人与非茶人的区别。她常说去潮汕探索功夫茶的时候，看到猪肉摊贩，看到卖牛肉贡丸的老板在喝茶，自己心里便会十分感触，“那一杯茶已经不重要了，你说他们何尝不是在消磨时间，跟那些富太太们又有什么不一样，那杯茶在物质层面上跟那些富太太花一万块去买大红袍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可是你知道这一杯茶可以带给人多少精神的快乐与想象空间吗？”

而反观台湾的可贵之处，就是这二三十年来，艺术家和文人都喝茶，并非为了附庸风雅，而是身体本能的需要，“你可以无时无刻不透过一杯茶观察自己，思考自己，这就是茶在生活上的一个点，它跟日本茶道不太一样——日本茶道的仪式感确实离生活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