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园所有制有三种：即官茶园、集体所有制茶园或称寺庙茶园，即以寺庙道观为单位由僧尼集体经营的茶园，一般都具一定规模，且制作精良、品质优异，多为名茶，在市场上享有声誉，对寺院经济的膨胀有密切关系。第三种是农村个体经营的茶园，包括士大夫，自耕衣，雇衣经营的茶园。士大夫经营的茶园规模校大，雇工采制，如《太平广记》载：“九陇人（今四川彭县）张守珪，家甚富，有条园在仙居山，每岁采茶人百余辈，男女佣工杂处园中……”这显然是一个颇具规模的茶园。白耕农经营的茶园占绝对支配地位，是商品茶的主要来源，是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诗人李商隐说，“沪州（今属四川）所管五县百姓……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秀麦”（《全唐文》卷772年）。雇农则没有自己的茶园，租入耕种，以谋生计。陆龟蒙曾隐居顾渚治山，且“置园顾渚洁山下，岁取茶租，自判品第。”《新唐书，隐逸·陆龟蒙传》说明陆氏把茶园祖给农民。雇农租入的茶园以实物（饼茶）向茶园主交纳地祖，剩余的投入市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也是一种商业化生产。所以在唐代除了官茶园外，集体和个体两种所有制茶园，却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品化生产，从而促进了茶业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唐代制茶作坊，一股都设在茶山中，目的是便于取薪，选水和制造。皮日休《茶舍》诗云：“阳崖枕自屋，几口嬉嬉活。棚上汲红泉，焙前蒸紫蕨。乃翁研茗后，中妇柏茶歇。相向掩柴扉，清香满山月。”反映了作坊是靠着山崖，全家老少都在欢乐地参加劳动，年青人在蒸茶，老翁在捣茶，妇女在拍茶（装模），月亮出来了，他们还在制作饼茶。描述了晚唐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家庭制茶手工作坊的特征，他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植茶多的自耕农，还雇用有技能的帮工，工资多以饼茶支付。这些制茶作坊，都不是以使用价值出现的。制茶作坊的产品普遍商品化，是茶叶商品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