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起源于中国，普及于世界，现在已经是一种世界性的生活文化，是个民族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从关于茶的明确记载上看，中国最早出现在东汉王褒的《僮约》里。日本最早的饮茶史料是弘法大师空海著于弘仁五年（813年）闰七月八日的《献梵字及杂文表》。欧洲最早出现在16世纪的航海日记里。与中国相比，日本相差了近800年，欧洲相差了1500余年。从接受饮茶习俗上看，中国完成于3世纪，日本完成于12世纪，英国完成于17世纪，同样与中国相比，日本相差了9个世纪，英国相差了12、3个世纪。尽管在时间上有如此大的区别，各国的茶文化仍然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提倡饮茶的社会基础相似就是中英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晋代，茶作为酒的对抗性饮料而被提倡，酗酒之风的盛行程度关系到宣传饮茶的力度。魏晋是继商代之后的又一个酗酒成为社会问题的时代，说起竹林七贤饮酒恐怕是最容易联想的共同点之一，每个人都有关于酒的逸闻传世，最早研究魏晋风度（风流）的鲁迅也把酒作为着重探讨的内容之一，著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如果说竹林七贤酗酒尚有难言之隐的话，后代则多是把酗酒作为穷奢极欲的媒介。用王荟的话来说就是“酒正自引人箸胜地”。在由酒引入的“胜地”里，奢侈荒淫、无社会责任感与之相表里，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在正常的社会中不被认可的行为、风尚在当时反而可以得到高度评价。下面先看一个实例：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桮酒！”

阮籍以醉逃避残酷的政治倾轧，由此留给后人酗酒的印象。而张翰在西晋灭亡时逃亡到了江东，之后一如既往不顾民族国家安危，放荡不羁，在酒里寻求寄托。把这样一个人称之为“江东的阮籍”，实在是对阮籍的误解乃至污蔑。而《文士传》却作了如下的评价：“翰任性自适，无求当世，时人贵其旷达。”“旷达”为当时人所推崇，可以说是最高的评价。

同样，名士毕卓“太兴（318-321年）中，为吏部郎，尝饮酒废职。”因酗酒而不理政事不仅不会受到上司的处罚，社会的批评，反而成为自我标榜、攫取名誉的手段。难怪王恭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更有甚者，连负责保家卫国的将军也在醉生梦死。

永嘉三年（309年），（山简）出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军事、假节，镇襄阳。于时四方寇乱，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惧。简优游卒岁，惟酒是耽。诸习氏，荆土豪族，有佳园池，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名之曰高阳池。

 

面对内忧外患，务实的呼声日渐高涨，桓温就是这样的官僚。他在标榜自己“性俭”时选择了茶，也可以说是社会舆论以茶为依据给他“性俭”的评价：“温性俭，每宴惟下七奠木半茶果而已。”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形成了茶的俭德。下面陆纳、陆俶叔侄的史料直接反映了用茶对抗酒以分清浊的社会心态：

谢安尝欲诣纳，而纳殊无供办。其兄子俶不敢问之，乃密为之具。安既至，纳所设惟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馐毕具。客罢，纳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复秽我素业邪。”于是杖之四十。

茶在欧洲普及时同样是作为酒的对立面而存在，而酒之在欧洲不仅是嗜好品，而且是营养丰富的日常饮品，属于粮食的一部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频繁地接触酒，因此酒的摄取量以及频度较之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中世纪的欧洲节日特别多，1660年的法国巴黎有103个节日，这些节日为聚饮提供了最佳机会。在礼仪性的酒桌上不存在逃避对等饮酒的正当理由，更何况中途退场也是不名誉的事，这些饮酒规则与心理加剧了酗酒程度。在17世纪的清教徒主义的英国有这样的纪录：

过去工匠、佣工们从早上就开始喝淡啤酒、啤酒、葡萄酒，精神恍惚，无法认真工作，现在正在习惯这种确保活跃思考的市民饮料。

这里的所谓确保活跃思考的市民饮料是指咖啡，咖啡、茶、巧克力几乎同时传到欧洲，咖啡的普及程度一度领先，不过茶最终在英国成了民族饮料。由此酒逐渐成了酩酊、无能、懒惰的象征，而茶等非酒精饮料则代表了理性与效率。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在总结咖啡如何“取代”酒时说：

 

在16世纪，从根本上改变饮酒习惯的时机尚未成熟，要把“酒鬼”抛入地狱，还需要清教徒的意识形态。另外还不具备使之成为可能的物质基础。这里所谓的物质基础首先是在一定程度上发达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由工作性质出发的制约的增强，劳动纪律的强化；另外就是取代原有饮料的新型饮料的出现。没有新的东西，旧的东西就不可能退出。而且这种替代品必须具备崭新的魅力，就是说必须有适当的新嗜好。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热饮料终于在17世纪的欧洲出现了，这就是咖啡。

茶与咖啡的作用在各方面都是同等的。另外需要补充强调的是，酒精饮料与非酒精饮料性质迥异，所以不可能完全取而代之。这里所说的取代仅仅是咖啡部分地取代酒的机能，比如作为工作前或工作间歇的饮料。事实上，这才是最佳组合，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满足不同生理与心理需要的饮料以供挑选。现代药理学认为，茶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明显的兴奋作用，可以加快大脑皮质的传递过程，由此增进思维，提高记忆力，集中注意力，振奋精神，消除疲劳。类似的认识在迪富尔的《关于咖啡、茶、巧克力的新奇论考》里已经反映出来，如：

咖啡和茶都是苦的、在允许的范围内尽量热饮的饮料。喜好咖啡远远超过茶。

茶里有两种成分，一种是气态的、精神的，散发着甘甜而感觉舒适的香味。另一种是固态的、现实的，呈苦涩味。

因为茶是作用于精神的饮料，所以对全身都有效力。

茶能阻止睡眠，对头痛也有疗效。

欧洲也许有与茶一样的药草，应该寻找。

茶能增强记忆力，使精神坚强而淳清。茶使头脑灵活。

经常喝茶的中国人精神、纤细、聪明。

 

产业革命带来了以钟表为基准的客观严格的均等、规则观念，劳动观、生活观焕然一新。从茶的这些药理学特性上看，它完全适合新时代的要求。

同样，茶对于唐宋文化的高度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唐宋文学、哲学的发达要求高度的理性思考，在魏晋南北朝形成的饮茶习俗正好为其提供了保障。或许有人以“李白斗酒诗百篇”为根据否定茶对于文学尤其是诗词创作所起的巨大作用。殊不知酒可以刺激灵感迸发，但是如果没有茶的调节，由酒刺激起来的灵感，缺乏理性的思考推敲，必将夭折在单纯的刺激里。因性质不同，茶与酒，或者说非酒精类饮料与酒精类饮料将永远共存，如果没有宗教或生理的排斥，可以说是缺一不可。

既然东西方提倡饮茶的社会基础相同，其茶文化精神也应该是一致的。自从陆羽在《茶经》里总结说茶是拥有“精行俭德”品格的人的饮料，关于茶的文化精神的研究便成为中国与日本的茶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泷口明子在继承布目潮沨等的研究成果，认为日本茶道精神对于中国茶文化的俭德一脉相承的同时，进而主张欧洲茶文化与之迥异：

对于欧洲人来说，茶从来就是输入品，尤其在早期，输入量非常小，是非常昂贵的奢侈品，出发点就与俭德背道而驰。另外，在17-18世纪的欧洲，茶作为华丽的社交生活的饮料的性格非常强烈。

 

其实早期的日本与欧洲一样也是茶的输入国，价格也同样不菲。茶具更是价值连城，较之英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日本茶道精神的精髓是“wabi”“sabi”，可见与节俭并无绝对因果关系。中国的特点是茶的价位非常齐全，既有面对贵族官僚的高级茶，也有针对平民的普通茶。但是倡导茶的俭德的不是平民，而是文人官僚，平民所关心的是茶本身。同样饮用普通茶并不意味着拥有俭德。更何况即便是明确倡导“精行俭德”品格的陆羽不仅不喝普通的茶，对于茶的要求之高，在世界茶史上也是少见的。单纯依靠茶的价格来判断是否存在茶的精神——俭德，是由于误解了俭德的真实含义。社会上并不存在俭德的客观标准，俭德固然与节俭息息相关，因为恣意挥霍的人绝对称不上拥有俭德，但是比起物质的节俭，俭德所强调的是精神上的自我约束。茶是嗜好品而不是生活必需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本身就代表着奢侈的生活方式，要单纯通过物质的茶来表现俭德，只有不饮茶。

纵观中国与日本的茶会，虽然也有喧哗、铺张的例子，但是从整体来看，不属于主流。尚没发现欧洲以茶宣扬俭德的史料，而且从欧洲的大量有关茶会的绘画上看，豪华的印象相当强烈。但是如果和酒宴的绘画相比，那么茶会所给人的感觉仍然是不失高贵的亲切、典雅。另外，邦特克在《茶——优异的草药》中尖锐谴责了当时医生们的腐败行为，为避免上当受骗，每一个人都应当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成为自己的医生，该书正是抱着这样的愿望而撰写的。虽不似陆纳正面以茶为素业，却从反面表达了对于茶的理想寄托。

 

茶的俭德之所以形成或者说提倡于晋代，是由酗酒、无社会责任感的社会风气酝酿、催化而成的。伴随着酗酒问题的解决，社会关注的热点以及要求发生了变化，在唐代，甚至在陆羽著述《茶经》的前后，已经出现不再重视茶的俭德的端倪，后世对于饮茶更多的是作为高雅生活修养而被崇尚。尽管如此，也没有与俭德背道而驰，因为比奢斗富的华贵与高雅是水火不相容的。另外现在对于俭德等茶文化精神的研究有拔高的倾向，其实制约茶会氛围的根本因素是茶本身的化学成分以及对于人体产生的影响。茶令人清醒，不会因为饮茶而出现像酒醉那样使人失控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茶本身就具备了俭德——自我约束的物质属性，是否强调与如何强调视社会需要而定。因此尽管东西方的茶文化精神在反映方式上不无差异，但是精神实质是共通的，尤其是在与酒的比较中反映得更加明显。无论东西方，酒给人的感觉都是外向、豪爽、开放、讲究排场，而茶则给人以内向、婉约、约束、注重氛围的感觉。

 

中国与英国的茶文化在宏观上有许多的共同点，但是毕竟是拥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不可能对于茶的反应完全一致。茶文化在长江、黄河流域形成后，不断向外传播，首先为中华世界的少数民族接受，之后又扩大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等中华文化圈，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茶远渡重洋传播到了欧美，随着生产、销售手段的现代化，茶终于成了世界性的无酒精饮料。从文化人类学的文化传播理论来看，任何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势必发生一些变化，通过比较以上对于茶影响健康的研究过程，可以看出中国与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在研究目的与方法上有着根本的不同。

在中国，对于茶从重要药物学到流行病学的研究的过程经历了约千年，关于茶影响健康的研究不仅在包括医生在内的文人范围内进行，而且研究的终极读者也是文人。綦毋煚的否定论是在茶已经完全为中国人接受的环境下提出的，势力微弱，跟本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之后苏轼等对于茶的负面效益的研究，是在接受饮茶习俗的前提之下试图作数量上的调整，事实上也是以失败告终。就个人而言，当某人的身体状况不适合饮茶时，医生会建议他不要饮茶。而关于茶不适合作为中国人的饮料的认识昙花一现，不是被批驳得体无完肤，而是被无视，连接受批评的机会都没有。

 

而在欧洲，赞否两论几乎同时出现在茶传入欧洲不久，尚未最终确立它在饮食生活中的地位的时候。因此发生在那里的对于茶从药理学到流行病学的研究直接关系到是否接受茶。事实上在1700年前后还是欧洲最大的咖啡消费国之一的英国，半个世纪之后咖啡的消费量已经变得微不足道，相反茶成了英国国民的饮料，以致有今日的英国红茶文化。在英国，茶取代咖啡成为民族饮料的过程与关于茶影响健康的研究论争正好在时间上相吻合，对于茶的正面评价的确立为英国接受茶扫清了理论上、心理上的障碍，这就是发生在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关于茶影响健康的研究的意义所在。

欧洲研究茶的终极读者是民众，因此邦特克专门使用荷兰语撰写《茶——优异的草药》，以便普通民众阅读。当时学术论文必须使用拉丁语，世界上第一位“茶博士”、英国人莱特松向在荷兰的大学提交的学位论文《茶的性质的研究》就是用拉丁语写的。赞否两论都竭力争取女性的支持更是中国所没有的现象，莱特松的两版茶论都强调是“给两位夫人的”。茶的家庭色彩非常强烈，女性主持家政，茶会上沏茶的角色是由女主人扮演的，一家的女主人是否饮茶直接关系到整个家庭，而事实上女性积极地追求饮茶时尚，因此受到饮茶否定论者的尖锐批评，并以影响女性最关心的美容为要挟。

 

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在进行茶的药理学研究时有中国的研究作为基础，汉韦在批评杜霍尔德时就说他，单纯转述中国人的看法，没有自己的实验根据的指责，由此还反映了他们重视实验方法。鉴别事物真伪必须经过实验的考察，这是欧洲近代科学的基本认识，渗透在普通民众的思考方式里。1730年肖特出版了《茶论——根据大量的新实验解明茶的本质和各种特性，基于哲学原理说明茶对于不同体质的人所给与的各种影响。附录：茶的博物学，以及检测在茶的制造工程中被使用的不应有的添加剂。考察洋苏草（Sage）汤液的效能，以及同样的食物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体质的人的理由》。从长长的副标题可以看出内容梗概和方法论特征，尤其强调使用当时重要的实验方法“燃烧法”，从各种茶的浸出液分析茶的成分，对于饮茶的利弊做公正的判断。莱特松在《茶的博物志——茶的医学性质以及对于人体的影响》中，通过实验证明了茶具有防腐、收敛性质，以及通过芳香成分起镇静、松弛作用。

近2、30年来，中国再次提出重建茶文化的愿望，并且作了切实的努力。以健康、高雅相号召，似乎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于文明古国的中国在现代生活中严重缺乏文化素养的反省。其实，健康与高雅自古以来就被世界各民族共同强调推崇，成为各时代、各国家茶文化的共同特征，但是在方法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历史的经验将为我们寻求建设现在中国茶文化的方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