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背着画板第一次用画笔描绘吴山的老茶馆，至今已有快二十年了。那么多年来，自己在绘画创作的方式上，虽屡有变化，但茶馆的主题却始终未变。有许多朋友对此都很有疑惑，甚至认为偏执于这样一个既非当代又非传统的主题，可能会毫无意义。坦率地讲，自己有段时间也心存疑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自己经历和阅历的增长，对茶馆主题的兴趣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加强烈，而且日久弥新。

记得最早以茶馆作绘画的主题，是受“艺术源于生活”思想的影响。当时从我对于生活世界的观察来看，茶馆随处可见，描绘茶馆不仅是描绘市民喝茶的地方，更是描绘一种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带着这样的一种冲动，我走进了茶馆。于是，背上画具，就如一个老茶客一般，每天报到，然后对着现场写生，直到茶馆下班。

 

后来随着茶馆创作的深入，愈加感受到茶馆的丰富和多样，以及如实描绘茶馆的不可能。这种丰富和多样一方面表现在绘画的表现形式上，可以说，在面对茶馆鲜活的场景时，艺术上已有的形式与手法都显得如此地不中用；而另一方面则表现在茶馆所饱含的内容上，在那里，人们可以尽情地和认识的、不认识的瞎聊，海侃，可以尽情的宣泄以获得心灵的安宁，茶馆俨然成了现代人的精神疗养所，人们在宣泄完心中的积怨后，喝杯清茶，清新一下神经，又开始新的一天。喝茶，不仅洗涤了身体内的积淤，也洗涤了心灵的积郁。在这里，茶馆是一个既现实又非现实、既实在又虚无的世界，正是这种模糊和多意，使茶馆充满了艺术创作的各种可能。

在经历了整整一年的写生创作后，1999年，茶馆的创作终于有了第一次展览的机会。人总是对批评的意见记忆犹新。记得当时很多的意见都是对这样一种创作方式，包括展览方式的批评，甚至觉得这样的绘画根本就不是绘画，因为绘画要么具有好的主题，要么具有优美的画面，要么具有精湛的技术，从三方面讲，茶馆作为绘画都不具有说服力。坦率地讲，当时自己也无从解释，甚至心存疑虑，以致于后来的两年里，再没碰过这个主题。

 

2001年，我有幸获得了去欧洲进行艺术考察的机会，在经历了半年的游历后回国，却重新燃起了茶馆创作的冲动。当然这次的创作较之以前，赋予了很多中国特质的元素：传统的建筑，仿古的桌椅、灯笼，而在画面处理上也更为注重技法的运用，结果在02年展出后不久，就被美国的画商一并买去，到现在想来，既欣慰又遗憾，欣慰的是终于有人对画作有了一些认可，遗憾的是自己竟然没留任何的画作资料，到现在也无从查找。

自那次创作后，自己一发不可收拾，连续进行了两个系列的茶馆创作，从03年《陌生与切近》系列到07年《实象虚生》系列，茶馆的创作几乎就是我艺术创新的试验田，每次艺术上有新的感悟，有新的想法总会回到这个原点。对很多人而言，茶馆是一种美好回忆，或者是一种生存方式，甚至是一种文化符号，但对我而言，那是我创作的起点，也是我每一次艺术创新的原点。

 

2008年，上海双年展的主题是“快城快客”，当时我应上海的一个画廊邀请，策划了一个“都市•慢步”的展览。如果说双年展旨在展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生存状态的主题，那么“都市•慢步”则希望都市的人们能在“快”的大趋势中，放“慢”节奏，通过艺术的方式让人的心灵有所休憩，沉淀，来慢慢回归到对自身存在的感悟中，真正做到在都市中“诗意的栖居”。没想到两年后，2010年上海世博会竟然就倡导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这也可算是在当时的一种预见。

我想当下茶馆的创作有了更新的目标：就是能创作一种如茶般具有东方韵味的作品来。画茶馆不仅仅只是描绘茶馆的样子，而更要表现出茶的文化内涵来。对于当下的中国人，喝茶，泡茶馆，不仅仅是一种休息和放松，更多的是体会到茶所具有的那份充满了东方意味的文化来，以此获得一种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归属感。

 

季羡林先生在谈到东西文化的关系中，说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问题，他甚至鲜明的指出，“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这样的一种观点来自于对西方文化的反思。而对于21世纪的我们而言，那的确是一种对于自身文化认同与建构道路上指引的明灯，尤其是对艺术的创新来说。

艺术创作并不是像解数学题似的有标准答案，其动机怎能是一种标准答案？因此，“缘”字更能接近此意味，因为对艺术创作动机的描述不是求得一种“解”，而是求得一种“不解”的“缘”。只要“缘”还在，茶馆的创作就还能延续，《茶馆》就没有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