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受云南中国茶叶公司之邀,范和钧经香港、越南抵达昆明,公司委派他去蛮荒之地佛海,调查民情,筹建佛海茶厂。他将太太和女儿安顿在昆明后,和清华大学毕业的技师张石城一起于4月1日从昆明出发,4月3日到达大理,7日到芒市,8日抵达缅甸的腊戌,十日下午抵达仰光。途中,刚建成的滇缅公路路面开阔,并不危险,只是路况太差,车门被颠开,范和钧的上衣和钢笔被刮走,皮箱被水泥桶磨破。在仰光他与佛海茶商李拂一会合,由李带他一起于5月27日到达佛海县城猛海(即今勐海)。
那时的佛海是蛮荒边地颇为繁荣的贸易中心,很多华侨、商人、机关在这里进行着各种开发计划和实业实验。比如,1929年,周文卿、李拂一等人开办了发电公司,1933年建设厅开办农场,1936年,成立佛海简易师范,建设厅还在这里建立了樟脑加工厂。
范和钧边调查边地民情、茶情、商情,边招工,同时征地盖房,制造各种半机械制茶设备。这个过程中,佛海复兴茶庄李拂一、可以兴茶庄周文卿给了他很大帮助,他和他的工人住在李拂一家,临时车间设在李拂一家斜对门的可以兴茶庄。五月到八月,100天的时间,他共制造:
萎凋挂帘 一百二十张 可供五百斤生叶之萎凋
牛力大型揉茶机一架 每次可容萎凋叶一百磅
手推小型揉茶机一架 每次可容萎凋叶十二磅
上抽式熟风烘茶灶一座 每分钟排气量达二十五立方公尺
手摇切茶机一架
无尽练式发酵塔一座
手摇滚桶一座
筛四把
这些工具都是范和钧画图,并和工人一起加工完成的。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些工具都是为了制造红茶准备的,可见,当时的范和钧,尽管对猛海生产的藏销蘑菇头紧茶的生产工艺和销售路径、渠道以及大叶种茶的适制性作了细致的研究,但他的目标还是生产可以出口换取武器的红茶和老青砖。
范和钧于9月开始制茶。经过18天努力,共制成“白茶一种,红茶三种,绿茶二种,砖茶二种,紧茶一种,老青茶三种,合计得一千一百七十斤。”
1940年4月,范和钧第二次来到佛海。佛海茶厂的工人和傣族民工在张石城的带领下已经建起了几栋茅草房。范和钧除了任佛海茶厂厂长外,还建设佛海茶厂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经营刚刚成立的“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佛海服务社”。也就是说,他的任务是推广法币(国民党政府指定的货币),“促进农业生产,提倡农村合作,协助归国华侨开发边区,改善地方人民生活,养成做事美德”。服务社的理事都是当地政治、商业的头面人物,因此,服务社的活动,对佛海的政治、社会、金融、民生有极大的影响。
范和钧白天忙茶厂、服务社的工作,茶厂工作为9小时,晚上还要给茶叶实习所分配到茶厂工作的实习生和厂里招收的技术工人在气灯下上课,范和钧承担的课程是制茶学、机械制图、三角、几何、房屋构造等。
1940年,佛海茶厂生产红绿茶132担(每担100市斤)。以服务社名义试制藏销紧茶1000担。此时,范和钧发现,佛海生产量最大的是紧茶,把紧茶管起来才是最重要的。范和钧将工作的重点从红茶转移到普洱茶。他们借着抗战的理由,以中国茶叶公司的名义开始实行统购统销。也就是说,所有出境的茶叶必须在中茶公司佛海办事处领取出运证,同时交纳高额的平衡费。但如果将紧茶交给服务社、中茶公司联合运输,平衡费就不用交了。因此,当时的中小茶商纷纷将茶叶售与范和钧领导的佛海服务社,加入紧茶联合运销的大军,由服务社的人将这些紧茶通过缅甸、印度运抵印藏交界处的市场葛伦堡,再由藏族商人运进西藏。
1941年中茶联运收购紧茶达12000担(每担120市斤左右)。同时,他们向易武同昌黄记花茶庄订购七子圆茶400担,这400担茶因为合同价格较低,同昌号并未用心加工,最终只能以一个较低的价格在缅甸脱手,经泰国销往南洋和香港。
这一年,他还收购了六大茶山的散茶原料运给昆明云南中茶公司下属的复兴茶厂生产普洱“福禄寿喜”方茶。这些茶收齐后,他按照绿茶思维,认为水分过高,进行了烘焙,结果,装在麻袋里的毛茶在马背颠簸一个月后,到达昆明时齑碎严重,不得不降等生产。复兴茶厂事后总结说:“佛海茶厂前后运来之普洱散茶,品质原属优良,复经该厂粗加筛拣,原料亦尚简净。惟以付运时用麻袋包装,柔软不耐搬运,经十数日长途马驮,整茶多被揉成碎末,损失殊重。复以该项原料,曾经该厂重为烘焙,水分过干,致压制方茶时缺乏黏性,而茶即支离易散,色泽亦复红暗,显呈枯涩,影响成品外观甚巨。为谋运输损失,保持成品色泽起见,嗣后购运是项原料,可即将原山毛茶用实篾竹篮装运。”
在推行法币和收购紧茶的过程中,权利和斗争一直伴随着范和钧。他与抵制联运的跨国大茶号“洪记”、“恒盛公”以及云南财政厅下属“思普企业局”、等谈谈打打,与佛海县长、南峤(亦在今勐海县境内)县长、当地土司争斗不断,还要提防服务社董事李拂一的消极,傅孟康、梁县长的贪婪,以及边地瘴气的肆虐。然而这一切并不使他疲惫,反倒是来自中茶公司上层、云南省经委会的怀疑令他郁闷,它要不停地为自己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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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他又收购紧茶一万余担,由于日军攻入缅甸,他们抢运了数千担紧茶到印度以后,就将留在印度、缅甸的员工撤回佛海,两千余担未运走的茶留在缅甸景栋,三千余担在佛海分散到参加联运的十余个茶庄,这样即使被日机轰炸,也不会一次全部损失。
1942年十月,佛海茶厂已有相当规模:“厂地面积四十亩弱,厂房面积3521平方公尺,厂内有四公尺宽的车路,约一里路旁遍栽樱桃树苗已有半公尺高,有放牧牛马的草地,猪厩及蔬菜园。
有茶叶初制精制与工程之部门,精制部有切茶机、杆分机、拣梗分级机、飘扬机。工程部分有车床、钻床、冲床等简单机械,零件修配均能自造,泥工股木工股能自造厂房家俱及钢骨水泥工程等,电机股供给全厂灯光设备及制茶动力。”
1942年11月,除留三个员工在佛海茶厂留守外,范和钧带着茶厂的大部分员工经思茅撤回昆明。机器、厂房留在勐海,一直到1950年,每年留守人员刀国栋、周光泽等还少量制作茶叶,维持开销,直到被解放军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