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大理的传播，最早形成了云南茶文化初步整合的心理文化基础。

从公元8世纪到公元13世纪，云南在以今日大理为中心的南诏国和大理国的统治之下。这是中华大地上两个极为特殊的政权。这两个政权虽然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由于汉代的西南丝绸古道（东西走向），民间商贸形成“盐铁道”，“茶马互市”的茶马道（南北走向），在这里交叉，又因为佛教由印度随着这两条道路的传入，成为了后来学者们所称的“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形成了自己特殊的、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这就是所谓佛教在这里嬗变为“妙香佛国”的文化传统。在这两个延续五百多年的国度中，佛教文化成为这个国度的主流文化。在这个文化系统的影响下，南诏大理国呈现出诗一样美妙、童话一样浪漫、与中原迥异的各种文化景象。这里几乎家家拜佛，人人信佛，尤其崇拜美女阿搓耶（即观音菩萨），观音堂、观音寺、观音神位，随处可见。苍山洱海之间，处处香烟缭绕，经乐不绝于耳，一派妙香佛国景象。在这个国度里，也要举行一种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管理国家，但这种科举却是那么另类：第一步考儒家经典，但考得极其肤浅，只是看一个人是否有使用汉字的能力，丝毫也不在乎经典后面的义理，第二步考佛学修为，这才是真正选拔的标准，所以这个国度的统治阶层大多是一些深通佛学，清静冲虚的“僧官”。官员如此，国王也如此，特别是大理国的国王，竟然有9人逊位出家。这其中，虽然并不是每一位国王都是自愿出家，但逼迫逊位的国王，并不会人头落地，而是有一个清静之处可去，去了之后也不思复位，不再担心遭到迫害。这种能进能出的景象，真正实现了所谓的古代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文明”，而这，是充满阴谋与血腥的中原宫廷政治中所难以想象的。上层如此，下层自然也如此。在这个国度里，家家奉佛，人人礼让，互敬互爱，相处如宾，鲜有争斗、盗窃，行为不端者。许多时候，真正做到了中原儒生终日所梦想，但却遥不可及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同境界。

 

由于饮茶具有提神醒脑的功能，对禅修具有重要意义。在南诏大理国时期，进行禅修的不仅有出家的僧人，也有在家修行的“阿吒力”，因此，南诏大理国时期，饮茶成为佛教修行者的重要生活时尚之一。而因为整个国度崇尚佛教的文化心理，修行者们的时尚生活方式也受到民间崇尚，被大量仿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云南茶文化的心理文化基础。这个心理文化基础就是通过饮茶，可以帮助人们长久地保持清醒状态，在凝然寂静中进入佛门智慧无碍的微妙境界。

正是这种心理基础，极大地促进了大理的种茶业。唐宋时期，也就是南诏大理国时期，感通寺周围已经开始种茶。而南诏大理时期，佛教的流行，并不局限于苍洱地区。苍山种茶的事实，说明在大理的许多地区，都已经开始种茶。

 

大理国灭后，在元朝、明朝、清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推行下，南诏大理国“奉佛”的文化系统悄悄发生了嬗变，被置换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为主流的文化系统，大理被称为“文献名邦”而不再是过去的“妙香佛国”。但曾经五百年的伟大文化传承却不是那么容易被彻底置换的，相反，它以各种民俗的方式保存了下来。这其中，就有南诏大理国时期形成的云南茶饮文化。即使到了明代，大理的许多寺庙还专门设有茶房，供僧人和游客品尝，这说明与佛教有关的茶饮风尚依旧非常浓厚。比如，徐霞客在游鸡足山悉檀寺时，寺内的宏辩长老曾用“三道茶”招待他。

即使到了明清时期，大理依旧是云南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号称“文献名邦”），大理对云南普洱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依旧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