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亮先生是知名的普洱茶文化专家，历时多年，跋山涉水，来往于台湾和大陆各地，对普洱茶进行追根溯源，为普洱茶文化作出了不遗余力的贡献。他说“事实上，中国自有茶的历史以来，也从来没有一种茶类，能够像普洱茶那样，或紧压成形或散装冲煮或研磨成膏，充满丰富多样的形制、典故、品饮方式，以及千百年来不断浴火重生的传奇色彩；却又遭受过如此多的扭曲、误解甚至两极化的褒贬毁誉吧？”七年前，吴先生为了全面了解普洱茶，曾行走几万里。更是多次来到普洱茶的故乡云南，云南六大茶山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六大茶山报》曾就普洱茶文化及发展的一些问题向吴先生作了独家采访报道。那次采访由六大茶山詹本林完成，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记录，七年，已是一个轮回，此时拿出来再读仍然是经典。

 

　　访谈正文

　　记者（以下简称“记”）：请问吴老师，十年前，普洱茶在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情况？十年后的今天，又是怎么样的呢？

　　吴德亮（以下简称“吴”）：台湾曾是全球宜兴壶最发烧的地方，过去20多年来的壶艺市场，也一直是宜兴紫砂壶独领风骚的局面，标榜顶级工艺师的作品尤其被不断转手炒作、叫价节节高涨，鼎盛时期甚至狂飙到每把壶需要台币数十万元以上的行情。但年复一年，旧的收藏者对数十年从未推陈出新的宜兴壶渐感厌倦；新的收藏者则对同一等级的工艺师壶作，价位上有数万元台币的落差，以及作品真伪难辨等现象，更感到惶惶不安。曾几何时，宜兴壶从豪华专柜沦落至路边摊，甚且濒临崩盘；却使得过去长期依附在宜兴壶专卖店的普洱茶得以翻身。从宜兴壶败阵下来的商人纷纷将囤放墙角的普洱茶取出，造成近十年来普洱茶市场崛起兴盛的局面。可谓“失之桑榆，得之东隅”了。

　　普洱茶在台湾的萌芽虽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但早期大多仅见于港式茶楼所推出的廉价“臭脯茶”，并未造成市场的波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解严后品饮普洱茶的风气逐渐兴盛，尤其动辄数十年的陈年年份，加上长久以来的养生说法，普洱茶开始在台湾风行。而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前夕，香港四大茶楼即陆羽茶楼、金山酒楼、双喜茶楼、龙凤茶楼大量抛售普洱老茶，开启了陈年普洱进入台湾的大门，使原本堆积在茶仓中的“同庆号”、“福元昌”、“宋聘号”等老普洱茶纷纷出笼，涌入台湾，使得大量的陈年普洱茶流向台湾，却无心插柳地带动整个市场的蓬勃发展。

　　记：吴老师曾多次到云南对普洱茶进行考察，但最初的时候，普洱茶并没有真正形成气候，您应该是当时较早介入普洱茶行业的新闻人。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决定开展调查？

　　吴：我有幸成为作家、或说旅游文学作家以来，从来不曾为了完成一本书，而花费整整三年的时间；也从来不曾为了单一的写作主题，而历尽艰辛、长途跋涉过如此漫长又遥远的旅程。事实上，若以台北经香港或澳门至昆明来回5000公里计算，前前后后飞往云南不下十数次，加上从昆明搭车或搭机前往思茅、西双版纳、红河、丽江、大理等地，以及深入偏远山区必须倚赖的步行、骑马、乘舟，甚至曳引机等各种原始交通工具的组合，少说也有八万里路了吧？

　　而且，从以前一个完全不喝茶的人，到今天非普洱茶不饮，甚至开始研究普洱茶，其中的转折非但令许多友人大惑不解；就连我自己也感到讶异。正如莎士比亚的爱情观一样，爱上了，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除了疼惜，了解也很重要，就这样一头栽入普洱茶迷人的领域，而“衣带渐宽终不悔”。

　　我在台湾常听资深茶人将各种茶做拟人化的譬喻，说绿茶就像不识愁滋味的轻狂少年；而红茶却是艳光四射的俏舞者。包种茶则有如清秀婉约的小家碧玉；乌龙茶则宛若丰姿绰约的成熟贵妇；铁观音则彷佛刚毅果决的正义之士；而普洱茶却不啻是学富五车的智者，往往让人感受饱含玄机智慧所散发的风采。事实上，中国自有茶的历史以来，也从来没有一种茶类，能够像普洱茶那样，或紧压成形或散装冲煮或研磨成膏，充满丰富多样的形制、典故、品饮方式，以及千百年来不断浴火重生的传奇色彩；却又遭受过如此多的扭曲、误解甚至两极化的褒贬毁誉吧？

 

　　年少时首次在台北的港式茶楼喝到“臭脯味”极浓的普洱茶，从此就将普洱列为拒绝往来之物。直至多年前在友人手中喝到真正采摘自乔木型茶树、以晒青毛茶压制而成的普洱茶青饼，以及渥堆、干仓、烘焙等工序均告完备的普洱茶熟茶，才大感惊奇与赞叹，也对自己过去的偏执感到内疚。原来所有的扭曲与误解，均来自错误的信息或供给面，不是经由刻意的炒作将老茶拼命捧上天，就是藉由偏颇的报导将新茶贬抑为霉菌充斥的臭脯茶品，甚至以讹传讹将不该有的霉味误导为普洱茶的香味；而市售普洱茶高达数万元与低至数百元的大幅价差，更让消费者无所适从。二者不仅无益于普洱茶文化的推广，且严重戕害了普洱茶原本气韵养生的特质形象，委实令人喟叹。

　　尽管海峡两岸均已先后出版了普洱茶相关书籍，前有跟我居住同一栋大楼的邻居邓时海大哥所著《普洱茶》，后为我在云南结识的第一位诗人朋友雷平阳编纂的《普洱茶记》。但两书均以老茶为主，且多偏重于考古或图鉴的介绍，让一般读者难以一窥堂奥，显然也与今日新茶占有率高达95％的市场现况不符，未免美中不足。正如前辈诗人管管给我的封号，“顽童”如我，岂能让普洱茶始终披上朦胧面纱、甚或继续蒙受不白之冤？

　　因此，深入普洱茶故乡的写作动机于焉诞生：不仅要探讨生普老茶的神韵之美，也尽可能地对熟普新茶的成因、工序与优劣判断详加着墨。并希望能为读者抽丝剥茧，逐一揭开普洱茶的历史之谜，与少数民族茶文化的演进，褪去紧压、贡茶与渥堆的神秘外衣，透过文学细腻的角度娓娓叙述。并以旅行者加上画家的观点，配合巨细靡遗的数百张珍贵照片，一步一脚印地引领读者，拜访普洱茶生长或集散的故乡，与千百年辉煌的茶马古道相互辉映。

　　记：2003年，您写过一篇《从勐海茶厂转战六大茶山——阮殿蓉重振普洱茶声威》的文章在台湾《新新闻》杂志上发表。当时，这篇文章在茶界的反响十分强烈。吴老师当时为什么会想到采访阮殿蓉女士呢？您在标题中提到“重振普洱茶声威”的说法，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吴：作为当时指标性的勐海茶厂，阮殿蓉女士以全新的经营理念、卫生观念以及管理营销，包括明确标示出厂年份、原料来源以及负责人签字等作法，使得一个历史沈痾颇重的老茶厂再现生机，从而引领了普洱茶风云再起的风潮，阮殿蓉女士的贡献功不可没，这也是我想采访她的最主要原因。

　　记：当前，有人说普洱茶热得太红火了，已经出现了泡沫经济的迹象，甚至说普洱茶市场将要崩盘；也有人说普洱茶根本就没有热起来，连泡都没有，何来“泡沫经济”？吴老师如何看当前的普洱茶市场？为什么？未来五年内的普洱茶产业又将是怎样的状况？

　　吴：基本上，假如越来越多的人买普洱茶却不喝茶，只是当成囤积或投资工具的话，对整体普洱茶的发展是不健康的，也容易造成泡沫化现象。因此普洱茶界不可因为普洱茶价飙涨或狂销而沾沾自喜，应该设法导正风气，让喝茶的人口正面成长，藏茶也喝茶，这才是普洱茶长远发展之道。否则茶厂干脆只生产茶来囤积就够了，何必要营销呢？

　　记：多年来，吴老师对普洱茶进行潜心研究，并推出了《风起云涌普洱茶》、《普洱找茶》等相关著述。您今后一段时间对普洱茶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呢？是否有再次推出普洱茶方面的研究成果的计划？

　　吴：《普洱找茶》即将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我正在补强新信息以及新趋势，希望大陆的读者都能轻易进入普洱茶迷人的世界。目前也在密切注意普洱茶发展的趋势，包括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喝普洱茶等现象，看看是否再写一本新世纪普洱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