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嘉谷，一八七二年至一九三七年，云南石屏人。一九○三年，入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四月，取二甲第六十二名，赐进士出身。七月廿一日，参加保和殿殿试，获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大魁天下。整个有清一代，只开考过三次特科，袁嘉谷是第三个特科的第一名。云南历史上没有出过一个状元，袁嘉谷大魁天下，云南人将他视为状元。或许，[国朝第三人](大学士孙家鼐语)是比状元更稀有的荣誉。

　　上一期我们提到，历史上，云南最有名的普洱茶品牌是乾利贞号、宋聘号、宋元号、宋寅号等几个老字号，其中，乾利贞号、宋聘号是袁嘉谷家族也就是状元家经营的。这应该是中国茶叶品牌中与文化渊源最深的品牌。

　　尽管袁嘉谷行动上格守封建时代传统价值观，重耕读而轻商贾，不为自家广告，不为商人鼓吹，但必须承认，很长一段时间，袁家的意志主导了普洱茶的方向。

　　因此，追溯乾利贞与宋聘号的渊源，探寻袁嘉谷与普洱茶、袁嘉谷与茶商之间的种种瓜葛，就变得既有趣又有价值了。

　　袁家与茶的种种渊源

　　为了理清袁家与普洱茶或云南茶业经济的种种渊源，笔者多次拜访了袁嘉谷先生的小女儿袁玉芬副教授和女婿庄体仁教授，并参照袁氏家谱，将我所找到的种种线索和袁家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说乾利贞号是状元家茶，此说绝对不虚；同时，特科状元袁嘉谷家对普洱茶和云南茶叶经济、文化所做的贡献，长久以来被我们所忽略，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虽然乾利贞号不是袁嘉谷之父袁德洋创建，但袁德洋却很早就加入乾利贞号的经营。1887年12月，袁德洋去世。理葬完毕，袁得洋的夫人徐氏将七子一女召集在一起，命老大袁嘉乐治家；老三袁嘉猷、老四袁嘉言经商；老二袁嘉谟、老五袁嘉谷、老七袁嘉璧、老八袁嘉端读书求仕。

　　光绪十七年(1891)，茶帮拟议在昆明购买文庙街一处房产作为茶帮昆明总部，袁家老大袁嘉乐是发起人之一。可见，在茶帮大事上，嘉乐是有发言权的。嘉乐于1891年底去世。袁嘉谷写的墓志铭并不在商业上推崇他，而是推崇他为诗人。嘉乐去世后，袁嘉猷当上了乾利贞号的经理，他当时的官方职衔是附贡中书舍人，并代表茶帮取得了首届云南商务总会(1906)特别会董的职务。袁嘉言去世也较早，为了不使袁嘉言在乾利贞号所拥有的股份外流，袁家将袁嘉谷的长子袁丕元过继给袁嘉言，这样，在家庙中他可以有后人继承香火，同时，家产也留在了袁家。但袁嘉言太太富氏的兄弟仍掌管着乾利贞思茅分号、元江分号的业务。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浙江担任学台和布政使的袁嘉谷丢了官，被迫携妻儿回到云南。而此时，袁嘉猷则被推举为石屏州知事，负责维持地方的稳定。嘉猷将乾利贞号的业务转交给先袁嘉谷一步于1910年底从浙江回到昆明的弟弟袁嘉碧管理，嘉璧也于1912年顺利当选石屏首届商会的总理。袁嘉璧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动员在易武、思茅、墨江(当时叫他郎)、石屏、个旧、昆明等地的石屏商人捐资在小河底修一座铁索桥，以利来往茶山的马帮通行。这是茶马大道上的一件大事，几乎当时所有的茶帮商人都捐了款。

　　我们再看袁家的下一代。

　　宣统二年(1910)，袁嘉谷二哥(嘉谟)的长子——袁丕刚在昆明转包了杨季春的季春茶行，专作茶叶批发生意。在清代，各行业内部分工界限分明，做茶行的只能做批发，不能零售，也不能做茶叶的生产和加工。茶行必须领取行贴，行贴的有效期是20年，领贴时要交纳数百两银子的“贴费”。茶行每年还要交纳一定数量的税费，大约是七十二两白银。运进省城的茶叶，除十斤以下的散货，都必须交给茶行，货主如果没有钱，茶行必须按货值的一定比例提供为期～个月的无息贷款。可见，办茶行的人是必须有充足资金的。

　　我们再看袁嘉谟的二儿子——袁丕训，1918年，他当选石屏县第三界商会会董，他的商号是源顺昌，主营茶业。袁嘉谟的三子袁丕基，在1913年修小河底铁桥时，他是募捐发起人之一，这表示，他也是捐资人，成功的商人。引用周汝钊先生为袁嘉谟题写的墓志：“(袁嘉谟)内斑彩，外锦衣，封二品。生四子，或举孝廉，或专实业，福不可谓不厚!”可见，袁嘉谟的后代更多是依靠自身力量另创新业的。

　　再说茶帮和袁家。茶帮与袁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袁嘉谷一辈中，嘉乐、家猷、嘉碧都曾当过茶帮管事。昆明文庙街茶帮大门的匾联均为袁嘉谷题写，匾为：“云根文彩”，联为：“京都记华浦游踪莲花菜白竹叶酒清与三五故交乡风话旧，屏阳建茶山盛业玉茗香清金兰谊永为十八行省商会开先。”毕竟是状元手笔，下联“为十八行省商会开先”气魄顿大。茶帮正堂供奉诸葛孔明(不像石屏会馆供奉的是关公)，正堂前的对联为袁嘉谷的二哥袁嘉谟撰写：“三代下第一人生而知之死而后已，五丈原遗两表存可寄命亡可托孤。”1940年代，茶帮的老一代纷纷退休，茶帮在石屏开会，选出新的茶帮理事、监事会，其中，袁嘉谷大哥袁嘉乐的长子袁丕承当选为茶帮理事(理事共5人)，乾利贞石屏分号的经理刘子辉为监事(监事共3人)，袁丕承的儿子袁济东等为茶帮干事。同时，茶帮的一些临时周转资金还是借自袁嘉谷二哥袁嘉谟的四女儿袁桐英的。

　　文人的气节与原则

　　既然袁家与普洱茶有如此深厚的渊源，乾利贞号、宋聘号又由袁家主持，我希望能在袁嘉谷文集中找到一些与茶文化有关的文字。然而，令我失望，虽不能说袁状元绝口不提普洱茶，但找遍整个文集，没有一个与乾利贞、宋聘、茶帮有关的字眼，即使是普茶字样，也只在一首礼节性的诗中提到一次。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封建制社会，这个社会里，士、农、工、商，商最贱，汉高祖规定，商人不得乘车，不得穿丝质的衣服。以至《明会典》规定：“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也不得入仕当官。满清入关后，虽然放宽商人入仕的规定，但仍然沿用了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以至雍正皇帝有这样的指示：“朕观四民(指士、农、工、商)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苦于器用服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务必)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

　　可见，那个时代，一个仕子，最健康的形象，不是家里经商赚了多少钱，而是以务农的身份读书进取，既所谓“耕读传家”。这样才比较容易通过礼部的政审，才能进行殿试。

　　我们从前面的介绍中看到，袁嘉谷兄弟七人都是自幼读书的读书人，袁家早年就有藏书上千册，袁嘉谷的二哥收藏印谱，这只有富裕人家才可行。在光绪十七年，袁嘉谷的大哥就已经在茶帮中有相当高的地位，继承大哥位置的袁嘉猷时常收买古字名画，比如唐伯虎的“牧羊图”、钱南园的“马”，每得一画，就请五弟袁嘉谷和七弟、八弟一起观看，为此，袁嘉谷还写了好几篇诗、文以记其事。可见，袁家当时是不缺钱的。然而，对外，袁嘉谷总是宣传自己是出身耕读人家，父亲是在六顺、石屏种地为生的。这不能不说是封建时代一个士子无奈的选择。

　　生活上，袁家人也绝不铺张，用袁嘉谷赞美七弟袁嘉璧的话说，就是：“弟走南北京，戏场足迹杳。有耳不辨声，莺燕等雉鷕。珍错等粗砺，藜藿等豚(羊+兆)。有舌不辨味，百事菜根咬。”兄弟俩同车进京，同床睡觉，吃同样的饭，访名山名人，远声色犬马，戒浮华虚名。这正是一个士子的健康形象，离商人生活颇为遥远。

　　1895年，昆明修聚魁楼(袁嘉谷中经济特科第一名后改名为状元楼)，当时在经正书院读书的士子们纷纷解囊，以博个好彩头。在功德碑上，袁嘉谷因捐钱最少(五钱)，名列最后。在现存的袁嘉谷中了进士后与同科的两名进士合影的照片上，袁嘉谷的穿着也是最朴素的，以至罗养儒先生在《记我所知集》中认为袁嘉谷是一介寒士(贫穷的读书人)。

　　1902年，袁嘉谷在故宫保和殿参加殿试，题目就是《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文中，袁嘉谷认为汉代的重农抑商政策有些过激，认为：“商之交万国，同万变，达人情，审器用，可以济农工之穷，可以导农工之识。”极力为商人辩护。

　　虽然袁嘉谷出身于商，成名于经济(经世济用)，周围来往的也是官宦和商人，商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更多地牢记自己是经学出身，严守汉唐传下来的儒家传统，不为利谋，亦不为家人的商品、商号作鼓吹。哪怕是辛亥革了朝廷的命，袁嘉谷也丢了官，他也不改变这种信念。对于亲朋好友的请求实在没法拒绝的时候，他就写慈善，用他的太史曲笔，传播散财济世的好人好事。这就是他文人的气节。

　　在袁嘉谷文集中，我只找到他1907年写的一首与普洱茶有关的诗：全诗如下：

　　伍叔葆前辈赠梅，以茶报之

　　计别家山已七年，山南花事梦如烟。

　　何当共订罗浮约，日暖风轻笠屐天。

　　琼瑶言报愧非才，九市歌声匝地哀。

　　只有故乡心一片，普山茶味睡乡来。

　　离家已经七年，思乡之情无日不在，而沉淀在思乡之情深处的，除了亲人，除了乡音，还有就是从小就习惯了的普洱茶的味道。

　　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分析出，袁嘉谷虽然不为乾利贞做软广告，但他还是离不了自幼伴他成长的普洱茶，无论走到哪里，他会把自家的茶作为应酬的礼品，送给同僚们。

　　袁嘉谷的这种情感，在他老师陈荣昌的词里也有表现：

　　荼瓶儿普洱茶

　　龙井春芽新拜惠，泛花乳，冰瓯亲试。

　　舌本香真异，雨前尖嫩，略带轻浮气。

　　两汉文章，醇厚责，自标举，为吾茶例。

　　旧惬休抛弃，苦甘尝遍，爱是家乡味。

　　虽然袁嘉谷的诗、文、铭、表等文章里不提商，不提普洱茶，但生活里，他又无法跟商界、茶界脱离干系。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以外，笔者还查证到，袁嘉谷的长子袁丕元娶了云南首富王鸿图的女儿(钱王王炽的孙女)，王鸿图家除经营钱庄、铁路、电灯等业务外，也在武汉、叙府(今宜宾)等地设有茶栈，经营茶叶转运和批发。笔者曾在《从大清到中茶》一书中涉及过王家和普洱茶的关系。由于袁嘉谷的其他几个儿子都在做官或读书，据我的推测，袁嘉谷所应得的乾利贞号的股份和袁嘉言所拥有的乾利贞号的股份应该都是由袁丕元所继承。

　　我们再看袁嘉谷父子和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渊源。1910年袁嘉谷出任浙江最高教育长官——提学使。为了处置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罢课风潮，挽留教务长许寿棠、教师鲁迅、夏丐尊等人，他罢掉了学堂监督夏震武的官，由自己兼任。当时，学堂里有一个叫郑鹤春的学生，十多年后，他成了一个著名学者，中国文献学的创始人。1928年，郑鹤春以学生的身份为袁嘉谷的《卧雪堂诗集》写了跋。

　　1938年，郑鹤春来云南考察茶业，并于同年12月任新成立的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的前身)经理。此时，袁嘉谷的次子袁丕佑和三子袁丕济同在云南省政府为官，袁丕佑为省政府秘书长，袁丕济为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委员，茶业是他主管的项目。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创立，袁家两兄弟多有参与，很多文件都是他们起草和签署的。1942年，袁嘉谷最小的女儿袁玉芬的公公，也就是袁嘉谷的亲家庄永华，当选第三届云南中茶公司董事会董事，代表云南省方面行使富四记100股股权。另外，庄永华的堂妹嫁给了李剑卿，后者经营着1918年创建的大茶行——公益茶行。可见袁嘉谷家与云南中国茶叶公司的渊源是多方面的。

　　袁嘉谷虽然没有直接经营茶业，但他在各地为官和赋闲的时候，间接地为推广普洱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和他的家族，不但光大了宋聘号、乾利贞号两个著名品牌，领导了石屏的茶叶行业，同时，也用文化涵养了云南的普洱茶，这种涵养，经过天地聚香、岁月醇化之后，终将推动普洱茶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