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原交通以牛车、水运为主，他们的好处是运量大，便宜。但水运受限于航道，牛车速度太慢，用马车则更有优势。一旦“中原变乱，边患无常之际，马之为用，更重于平时。”因此，我们常常将兵马两字连用，将它当成国之利器，关乎社稷安危。然而，良马主要产于塞外，《汉书》有如下记载：“虏皆骑马，日行数百里，来如风雨，去如决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今莫如市马。”当时用来买马的主要是金银和丝绸，然而金银有限，丝绸也因制作困难，中原市场较大而供不应求。到了唐代，种茶业兴起，一种年年生生不息之农副产品，因有解青稞之热，肉食之腥的奇效，成了边疆贸易的重要等价物，“睦邻不以金帛，控驭不以师旅，以市之微物，寄疆场之大权，其为茶乎。”茶马贸易对国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中国的茶马互易政策肇始于唐代，茶马司的设置则始于宋。由于这两个时期云南还属于南诏或大理国统治，同时南诏自己产小马，也产野茶，两样都不入中央政权的眼，故当时南诏、大理国北部有沟通交流的道路，但没有茶马互易的需求。说这些道路是茶马古道似乎有些牵强。那时的茶马司主要设置于川陕，与云南没有关系。到了明代，我们注意到滇北昭通（当时叫乌蒙）所产乌蒙茶出现在典籍中，但当时乌蒙归四川马政管理，故不宜把它纳入云南。……吴三桂认为，尽管云南历史上没有北胜州开市的先例，但云南因为征战的需要，正需买马，与其跨越千里，去陕西买马，还不如在云南开市易马。从此，云南滇北，道路大畅，茶去土来（藏区、彝区的土产），贸易兴旺。

 

   这里，我们要注意另一条进藏的道路。据《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记载：“桑布南距猓猡（凉山彝）四站，所用之茶，猓茶最多，滇茶次之，川茶绝少。”这里的猓茶应该是彝族地区所产的剪刀粗茶（连枝带叶一起剪下，经适当发酵煮饮的一种茶。这种茶是政府为安抚少数民下关元春茂茶号紧茶商标。

 

   茶马古道上的运输并不是从茶叶产地由一个马帮直接运到销售地，而是分段运输。以茶山到拉萨线为例，一般是这样走：由茶山运到大理，再到丽江，随后，由马帮直接或分段运到拉萨，或者由西藏政府用民夫运输。 

 

   驮运，由崩打到拉萨可用牦牛驮运。各段人挑不宜，牛马恐不能用耳。” 由于藏区是用牦牛运输，要不断装卸，同时藏区风雪雨交加，茶叶在骡马、牦牛背上互相磕碰，路途狭窄时又要与山崖磕碰，牦牛纪律性也很差，前进时经常一字横排，横冲直撞。因此，云南的竹篮包装很容易破碎。他们必须给茶叶换成牛皮的外包，才能很好地保护那些昂贵的茶叶。

 

   20世纪20年代，云南商人发现一条很折腾的新茶路，这条路经过缅甸、印度进入西藏的新茶路，尽管路程远1000公里，但由于是马帮、汽车、轮船、火车的接力运输，时间却节省很多，一个月以内，就能从勐海茶区将藏销紧茶运进拉萨。所以，新茶路的运量增长非常迅速，到1940年，滇茶取道印度进藏年达四万余包，合旧制三万担左右了。这个增长被占领缅甸的日军打破，战争期间，勐海茶也无人从勐海向藏区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