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洱茶仓储,邹家驹老师可能是第一个意识其关键性,到并且进行了实际大规模仓储的云南人,他的灵感,来源于经验与对港贸易的观察。很多人也时常会请教邹老师关于“越陈越香”的问题,邹老师就会让大家去仔细琢磨《姚计存茶》这篇文章。这真是值得好好琢磨的,姚计老人在地下室翻去倒来的时候,显然早已悟透,“越陈越香”之道。
我要讲述的故事,是一个香港老普洱茶人,姓姚名计,广东东莞人,少年“文盲”,来港后在南北行“和隆兴”店铺当学徒,后升至店铺管店(向船公司取载位,赚取船公司运费的退佣),有一点积蓄。
姚计有个好朋友叫李润,解放前在广州茶叶铺干活,熟悉茶叶品质、产区的情况,特别对云南普洱茶情有独钟,他向姚计传授了不少普洱茶的知识。50年代中期,两人在港合作开设“联兴隆“茶行,开始生产六堡笠装茶转销星马市场。
后来香港加工成本高,加上星马与大陆直接贸易,致转销星马业务量萎缩,“联兴隆“转而加工生产云南普洱散装茶。进入70年代,因云南青毛茶供港断断续续,故购入北越河江茶储旧后供应市场。
姚计没有文化,但他人勤奋,用一套独特简单的方法观察世界。他从不穿西装,从来只买电力公司和电车行的股票。他心里明白,人总是要明亮要乘车。他相中了云南普洱茶,悟出长期存储会提升价值的道理。他用手上的钱,购进香港德辅道西147号一幅地皮,于60年代初期建成一幢6层高的商业楼宇,上面的楼层出租/出售,临街则独资开设了“义安茶庄”,供零售茶叶之用。
店铺开设初期,从香港经销商进一些货品应市撑门面。70年代中期,通过港茶叶商会理事长郭宏廉先生介绍获“德信行”批准以二盘商身份参加广交会。由于云南茶叶公司当时尚是货源供货单位,该段期间尚未直接出口,姚计只好向广东茶叶公司购进一些品种。
80年代初,他通过“德信行”茶叶部林圣光先生(因姚不懂普通话)当翻译在广交会上认识了我。林先生告诉我,别看他像个乡巴佬,土财主,入了仓的茶难得拿出来卖,只在店铺里卖给茶客,一点都不给茶楼酒家。
计划经济时期,广交会上茶商分为两个档,进口商也叫头盘商,可在头十天入会洽谈交易,经销商也叫二盘商要到后期才能进馆洽谈。我那时是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出口科副科长。一般来讲,我们手里的货单都让头盘商先过一遍,挑剩的货单再留给二盘商。头盘商是过手财主,多数不存茶,洽谈时专挑应市快的品种。二盘商里,像姚计这样大批存茶的也鲜见,多数接货后卖给茶楼酒家,尽量争取不入仓。
姚计到交易会,每次总用鸡皮纸包二公两陈年老茶送我,有时是熟普,有时是生普。我喝普洱茶的品味,是他培养出来的。我对姚计发生了兴趣。林先生不在时,我们比手划脚地交谈,个别字句用笔写出来,外贸术语那几个英文词,他也还写得出来。
我留意他订的货,紧压茶没得选择,散茶都是粗脚大手那一类。印象特深的是,下关的产品种类多,综合使用原料能力强,筛出的五六级普洱茶粗壮肥硕但没有芽头。芽头用到滇青、青沱和茶砖盖面上了。出乎意外,姚老头专挑这个茶。
日本人订了一批货,芽头特显,合同履行完还有一两吨堆尾。香港的茶商都不要,我想说服姚计,同时把价格拉低报给他。价低他也不要。我一再追问,他道出了原委。老辈人告诉李润,嫩芽存放时间久了会炭化掉,味儿也不好。原来嫩芽纤维度低,苦涩味不够,做绿茶口感好,做普洱却转不出醇味。到车间观察,如老嫩青茶同堆发酵,粗壮叶子还未发透,嫩芽已经烧了。
90年代初,省体委主任戴文忠和我率云南桥牌队参加香港国际城市桥牌邀请赛。除了比赛,我还要去参观姚计老先生存放云南普洱茶的仓库。他来赛场转了几次,要请桥牌队吃个饭。餐厅服务员看他那身穿着,只管我们,竟然不招呼他。餐厅很考究,菜肴有鱼翅、鲍鱼和燕窝。看戴主任诧异的神情,我告诉他,老头是个土财主,存了几百吨云南普洱茶,存茶数量在香港数第一。
姚老头在香港有十多个存茶地点,他或租或买,全部是大楼的地层。仓里各类新老茶叶混杂堆放,从地到顶,见缝插针,堆得满满的,只有屁股大个地方周转。库房里没有缸罐器皿,没有空调更没有除湿机,一切依自然而自然,只有老头常在仓里翻来倒去折腾,连儿子都不让进去。吃完饭,盘里仅剩一个鱼头骨和五分之一的碎鱼骨,姚老先生认真地让服务员打了包。
姚计老先生没有文化,他不知道法国人的科学实验,他想不到今天有那么多书在写普洱茶,但他有悟性,悟出了普洱茶几百年历史的真谛。与香港饮用普洱茶的历史相比,台湾短得多。香港人懂做普洱茶却不懂做文化,台湾人懂做文化却不懂做普洱茶,终于引来一片江湖混乱。有个网友大叫:“我晕头转向!我晕头转向!我晕头转向!”作家吴合对是个用心喝茶的人,喝了一年多,也喝晕了。他在徘徊中找到我,饮了一壶老茶,岁月的陈香让他清醒过来。看他的神情,高兴了。
香港回归前,姚计老人己患有“老人痴呆”症,什么人及事情都不能回忆起来,只是会常问起邹、林二人的近况。老人2000年病逝,享年88岁高龄。他走了,留下一批好茶,实实在在的好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