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因承唐代，饮茶之风更加普及。宋代梅尧臣《南有嘉茗赋》说：“华夷蛮貊，固日饮而无厌，富贵贫贱，亦时啜无厌不宁”。宋代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六“鲞铺”中记载：“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从宋代开始，茶就真正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

宋代饮茶，基本上仍因循唐代的准则，将这—高雅的享受更加发扬光大，这和宋代理学的清谈有一定关系。文人士大夫对茶品、火候、煮法及饮效等津津乐道。宋代茶法中已经不再于茶中添煮薄荷、茱萸、橘皮等物了。当时存在着“茶礼”及“奠茶”两种习俗，这使得茶特别为民间所重视，至今，民间相亲时，还流传着宋代时就已形成的习俗——让女方奉茶给来为男方相亲的亲友。

此时有关茶的著作主要是宋代蔡襄的《茶录》，另外“工书画、通百艺”的宋徽宗也以帝王之尊，亲著《大观茶论》二十篇，虽然它和蔡襄的《茶录》有多雷同，但仍不失为研究茶道的珍贵文献资料。

宋代文人中有很多品茗行家，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司马光等，都著文立说来赞茶。此时关于茶的吟咏可谓藻墨丰富、举之不尽。其中苏东坡与蔡襄“斗茶”，与司马光的“墨茶之辩”更是茶史上的一段佳话，而民间也常以斗茶为乐。

“墨茶之辩”说的是这样一段故事：有一天，司马光问苏东坡：“茶与墨相反，茶欲白(白茶)，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君何以同爱此二物?”苏东坡脱口而出一句：“奇茶妙墨俱香，公以为然否?”可谓妙人妙语。还有一段关于蔡襄品茶识茶功夫的故事：福建建安能仁寺的和尚制作了8个茶饼，并以雅号“石岩白”命名，其中4个送给了蔡襄，另外4个赠与京城的翰林学士王禹玉。一年之后，蔡襄自福建返回京城造访王禹玉府第，王禹玉以最好的茶招待他，蔡襄品过后很诧异地问道：“此绝似能仁石岩白，公何以得之?”蔡襄真可谓此道中的行家。

 

此外，宋代时，日本荣西禅师来我国留学，总结出了“吃茶养生法”，日本的茶经自此诞生，日本的茶道开始发扬广大，到了江户时代形成了无数流派，并且融人到了日本人的精神中，并和宗教与礼教相结合发展出了“日本茶道”。

宋朝带给“茶文化”最大的影响，应是把“茶”的范围扩大到了四大汗国空前广大领域中。当时，蒙古人的势力范围北抵北冰洋，西达西亚以及地中海以东之地。虽然并无元代茶事的史料记载，但在元曲之中却可见“坐烧丹忘记春秋……淡饭一杯茶去”之类的语句，可见茶在当时寄托了隐逸之情，其普遍性已达到和酒、饭并列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