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生于1897年，于1989年10月28日去世。他生活的近百年，正是中华民族历经苦难、人民革命风起云涌，古老的中国在东方重新崛起的不平凡的历史年代。而他一生的作为，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他为这个时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早在二十世纪初期，父亲从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开始，即为劳苦大众所受压迫和妇女的不平等地位做不平之鸣，他在《东方杂志》等刊物上所写的文章，都有明显的赞同共产党主张的倾向，毛泽东主席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曾将他的《中国农民问题》、《日本农民运动的趋势》等文章选为参考教材。

 

从日本回国后，父亲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他同章锡琛、胡愈之、叶圣陶、夏丐尊等开办了开明书店。书店于1926年夏正式成立，出版具有进步思想的书刊。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几年后开明书店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书店，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并驾齐驱，汇聚了茅盾、郁达夫、巴金等进步作家的作品。父亲的好友夏衍，由父亲介绍到开明书店翻译高尔基的《母亲》，从而走上了文学艺术的道路。开明书店开导了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年青人，仅《中学生》杂志即在青年一代中起到了巨大的有益的教育作用。我的父亲、母亲在这些年里，每有积蓄就交付书店作为运营资金。

1927年，“四·一二”政变。父亲同胡愈之于访友归家途中看到路上的血迹，义愤填膺。到我父亲家里后，胡愈之拿起父亲书桌上“中华农学会”的信笺奋笔疾书，写下了义正词严的抗议书，以胡愈之、郑振铎、吴觉农等七人联名的公开信，发表在次日的《商报》上。（原稿存在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这是万籁无声中的一声惊雷，周恩来同志称之为“中国正直知识分子大无畏的壮举”。

 

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年代，我的父母不顾自身安危，在家里还掩护了共产党员刘鼎、吴先清夫妇，他们还在我家生育了自己的孩子（名叫阚文木，后来送回四川老家，至今同我仍有来往）。后来吴先清被调去苏联，我那时四五岁，曾跟随母亲到她的住处上海女青年会去送她。她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据说是蒙冤死在西伯利亚。刘鼎后来被派到张学良将军处当幕僚，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刘鼎曾在德国学过机械制造，抗战期间他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兵工专家，父亲和他直到1949年在北京科技工作者会议上才重逢。

 

（“兵工泰斗，统战功臣”刘鼎）

这时期，父亲接受了以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正确思想，他加入了一个重要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此会1933年正式成立，陈翰笙为理事长、吴觉农为副理事长，会内建立党的秘密领导小组，由薛暮桥负责日常事务；主要成员有王寅生、钱俊瑞、孙冶方、张锡昌、骆耕漠、徐雪寒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出版的刊物《中国农村》成为当时白区重要的理论阵地，许多成员后来成为我党的重要理论家。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在“农经会”遇到危难时，父亲总是奋不顾身出面交涉，所以薛暮桥曾说：“吴觉农同志是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先驱，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中国农村》月刊的成长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潮流之中，他参加了救国会的组织和活动，撰写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等文章，当“七君子”在上海被捕，南京救国会的孙晓村、曹孟君也在南京被拘捕，我父亲立即和农经会的孙冶方等到南京进行营救。

抗战时期，父亲在重庆参加了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主要成员有王昆仑、王炳南、陈翰笙、屈武、阎宝航等，任务是贯彻党的团结抗战方针，团结各界人士，这时期父亲主要的政治活动与此相关。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主革命同盟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上海，父亲参加了这个组织的领导工作，分析研究国民党破坏和谈、发动内战的动向，宣传党的政策，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接受党托办的事项，为掩护和营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担任现代经济通讯社董事长，为党提供经济信息，参加合众企业公司购运解放区所需物资等。

 

解放战争后期，上海的环境更加恶劣，父亲协助不少进步人士向海外转移，自己留在上海同金仲华（解放后任上海市副市长）、曹孟君等坚持工作，同上海工商界、科技界保持密切联系，通过经济团体联谊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以及其他聚餐会、座谈会等宣传形式，稳住某些上层人士，使他们增进认识，消除顾虑。为防止上海遭到严重破坏，他曾受党组织的托付，以他同汤恩伯的老同学关系，争取汤能够仿效傅作义的北平和平解放方式。（由于情况复杂，这一试探未能成功。）父亲始终忠实地遵守入盟时的誓言，“为中国革命事业愿贡献个人的一切，以至生命。”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

1949年秋，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父亲来到北京，同过去许多共同抗战的老友相逢，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参与讨论制定《共同纲领》。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里，他除担任首任农业部副部长，还任全国政协委员、副秘书长、常委。父亲一直都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几次都因故推延，最后一次是他92岁时同子女商量后提出的，经陆定一回答他：够入党条件，但因下届政协、两会仍将提名为政协常委，所以您还是留在党外为好。

作为“当代茶圣”，他对农业特别是茶叶事业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他是中国茶叶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经过对茶叶历史和现状的调查研究，他写了《中国茶业改革方准》、《中国茶业问题》等专著，提出了复兴中国茶叶事业的蓝图。自1931年负责上海商品检验局茶叶处开始，就同茶叶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茶业问题》）

他提出茶叶口岸、产地的检验检疫制度，改进茶叶产制技术，成立了皖、浙、赣等产茶区的茶叶改良场，对茶产地进行技术指导，对名茶加以培育。他曾在祁门实地进行考查工作，写了文章《在祁场的一年》。他提倡组织合作社、由省银行向茶农发放贷款。（这样的做法损及当时帝国主义买办的利益，英驻华使馆竟对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1935年，他访问了日本、印尼、锡兰、印度、英国、苏联等产茶与饮茶国，写出了多篇考查报告。抗日战争开始，为打破日寇的封锁，他开辟茶叶外运通道及苏联东欧的华茶市场，他和苏商首次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为培育茶业专业队伍，他首建第一所高等院校的茶叶系科——重庆复旦大学茶叶系；他为了提高茶学理论水平与研究，在武夷山创立了国家级的茶叶研究所。

 

“祁门茶场于1932年11月正式成立，经已一载。省内外之人士，对于祁场每每寄其注意。良以安徽之茶业，实系中国茶业中心；无论内销外销出品，以及出品之为红茶、绿茶，又各有其独特的地位。从事茶业研究机关，仅有祁场，其受社会重视，固亦宜然。兹特草此一文，内以作周年之纪念；外以作公开之露布。阅者进而教之，俾得今后依循有据，尤所企幸。”——吴觉农《在祁场一年》

 

新中国建立前夕，父亲参加新政协的筹备会，住在北京饭店，马路对面就是姚依林的办公室，两人商讨擘划了全国茶叶布局和发展规划。建国后不久，即建立相应机构中国茶业公司，这是新中国起步最早的第一个对外贸易公司。

父亲一生关心茶叶，直到耄耋之年，还去参观茶区提出建议。晚年，父亲与他的同事完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茶经述评》。他对茶业发展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历史学家胡绳说：“吴觉农先生是出生于苦难的旧中国，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不断求进步的革命知识分子。他的身上表现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高贵品质。”

 

吴甲选

2016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