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世鸾 (1761～1839)，字鸣和，徽州婺源庐坑人。据清光绪《婺源县志》记载：詹世鸾“资禀雄伟，见义勇为”；尤其是“佐父理旧业”且不负父望……。乾嘉年间，徽州茶商跨越千里，南下广州，以经营茶叶（主要是绿茶）贸易为主，他们将茶运入广东售给西方商人，转销外洋（俗称洋庄茶）。其间，有一些茶商与外商贸易时亦在船上进行，茶价由茶商报出，获利极厚。詹世鸾在广州的茶叶经营也相当成功，他多次运茶至广东，并依附“十三行”中的徽籍行商将茶销给外商，不仅是获利丰盛，也使“万孚”茶号的生意更为发达。

詹世鸾经营“万孚”茶号赚了钱以后，对于穷困乡亲，也是一掷千金，表现了徽商贾而好儒、坚持以儒术饰贾事、诚实守信、以义为先的特色。据《婺源县志》卷33《人物·义行》记载：詹世鸾“壬午贾于粤东，关外遭回禄，茶商窘，不得归，多告贷，鸾慷慨赀助，不下万金。”道光二年（1822）广州发生一场火灾，许多徽商的茶叶化为灰烬，詹世鸾“慷慨赀助，不下万金”。同时，他对同乡会的资助也是大方；全力支持立文社、置祭田、建学宫、修会馆等众益事业。道光四年（1824），詹世鸾和在广州成功经商的俞冠芳、俞德隆、俞玉馨、洪长馨、朱凝芳等16位乡亲一起，创立了同乡互助义会。对此，光绪八年《婺源志》亦有记载：“道光四年（1824）詹世鸾捐银设立‘归原堂’，是年会内捐银二百两赈家乡水灾。”也就是说，在道光年间，在广州至少有17位徽州婺源茶商在广州成功站稳了脚跟，并且有经济能力来帮助徽州同乡。而“归原堂”这样的同乡会组织，就是他们在广州这个第二故乡对抗商业风险的自助、互助机构。他们虽然还没到“十三行”行商那样的商人级别，但他们却是为这些“十三行”行商提供茶叶。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徽州茶商的共同特点之一是：致富之后，不忘家乡，不忘做善事。詹世鸾贩卖茶叶发财后，将全家从徽州婺源迁进了广州，过起了城里人的生活。清光绪十年（1884），其孙子詹天佑在他编修的《徽婺庐源詹氏支派世系家谱》中有着详尽的记述；詹世鸾于1816年迁居广州西门外十二甫（并购置了房屋），1820年，为了子孙便于参加本地的科举考试，詹世鸾在十二甫申请入籍，同年获准。当时，西关十二甫就属广州城南海县捕属（捕属是捕厅直接管辖，即广州城区）管辖，故詹世鸾申请入的是南海县籍。詹天佑编修的《家谱》不仅记录了祖上留下的有关徽州茶商的史料，他还将《婺源县志》记载的家族事迹等，也恭恭敬敬地抄录到《家谱》的相关页眉上；同时还抄列了“归原堂”创始人的名单。从记述中可知乾隆至光绪年间，有一批徽州茶商活跃在广东经商，他们当中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

詹世鸾去世后，家产分薄，其次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广州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詹家传统的茶叶经营项目已经只有微利可图；到了詹世鸾儿子詹兴洪一代，茶叶生意已趋没落；詹兴洪只能是一边读书，一边种田，以维持家计。然这个普通茶商的家族，却培育了一位杰出的人物——“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